战国时，出现了博士这一文化官职，当时的详情不得而知。秦始皇有博士70人，已如前述。陈胜的张楚政权和刘邦称帝前，都设有博士官，其职能大概是以学术备朝中顾问或因习礼而掌朝廷礼仪等事务。文景时期汉朝已步入平稳发展阶段，文帝和景帝都很重视文化建设。此时朝中的博士多了起来，据说文帝有博士70余人。从阴阳家公孙臣以言汉为士德而拜为博士来看，文帝博士的性质与秦始皇时相近，也是兼掌各门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有了治《诗》、《书》、《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的博士。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好黄老术，因此经生以至博士官都不得进用，仅为备员，可治《诗》、《书》、《春秋》及《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经学博士毕竟仍在活动。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置五经博士，罢传记百家语诸家之学。由此，战国以来的博士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博士只掌管学术事业，一般不再参议朝政；二，其他学术均被排斥出去，只有儒家的经学立为官学，取得独尊地位；三，改变各博士需兼通诸经或诸家学术的做法，每经设博士，由专人传习，或某经的某家学说皆可立博士，专守其学。顾颉刚先生评论：“从此以后，博士始专向儒家和经学方面走去，把始皇时的博士之业‘《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了。这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使得此后博士的执掌不为‘通古今’而为‘作经师’。换句话说，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7]此言很有见地。
博士收有弟子，大概初始即然，叔孙通便有弟子百余人。汉武帝只立五经博士，博士弟子数量随之减少。根据公孙弘的建议，博士弟子定员为50人，由太常从18岁以上仪表行为端正的人中选拔，每年考试一次，通一经者，可补文学掌故之缺，成绩特别好的，可以选做郎中。看来经师虽专守一经，弟子却要兼习诸经，并没有某弟子专从某师习某经的规定。
武帝之后，博士和博士弟子的数量都在逐渐增加。
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诗》已有齐、鲁、韩三家，《书》有欧阳一家，《礼》为后氏，《易》为杨氏，《春秋》为公羊家。宣帝时，《书》又立大夏侯、小夏侯二家，《易》又立施、孟、梁丘三家，《礼》立大戴、小戴二家，《春秋》立穀梁家。元帝时，复立京氏《易》。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博士弟子增为百人。宣帝末年，增至二百。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蠲免赋役，后又设弟子员千人，郡国中设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年，有人说孔子布衣尚且养徒3000人，现国家太学中的人数反而比孔子少，于是增弟子员达3000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准许元士之子受业如弟子，不限名额。每年取考试中甲科40人为郎中，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
宣帝时曾于石渠阁召开经学会议，讨论五经异同。这次会议使开始激化的经学各派的矛盾有所缓解。将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立为博士，就是此次会议的结果。
王莽的学术顾问刘歆是古文大师（关于经学的今古文问题，请见第三章第四节）。王莽托古改制，利用了经古文说。因之，古文经学在平帝和王莽时期骤然热了起来。刘歆利用自己的权势，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了学官，又找出了《乐经》，也立于学官。他还增设博士与博士弟子，每经博士5人，六经共30人，每一博士领360弟子，共10800博士弟子。
东汉初的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中，描述武帝到西汉末经学的繁盛景象，并指出其出现的偏差及原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西汉的经学，蒋伯潜、蒋祖怡父子作了较精到的评论：“西汉诸儒承秦始皇焚禁之后，传授群经，加以整理，致力于章句训诂，使群经得复昌盛，其有功于经学诚不可没，且重在‘微言大义’，颇能兼义理、训诂之长。虽司马谈已有‘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的批评，但比之后来‘碎义逃难’的章句小儒，徒以繁博见长，使人丁年穷经，皓首不能终其业者，终觉稍胜一筹。而武帝以后迄于元成，为经学全盛时代，亦是很昭著的事实。且所传之经都是今文，虽说解各有派别，各守师法，而于本经则并无怀疑。后世所以称经学为‘汉学’者，正因经学至西汉始能确立的缘故。”[8]
东汉光武帝刘秀重视经术，政权初建，“（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明帝、章帝父子皆重儒学。明帝尝于飨射礼毕，正坐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此语显系夸大其词，但其盛况恐怕也是空前的。明帝还为功臣及部分贵族子弟另立校舍，授以儒学，“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因此，史臣有“（儒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之叹。
章帝建初四年（79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五经异同。会议进行了几个月，章帝亲临裁决、指导。班固将会议结果整理出来，形成封建社会法典性文献——《白虎通义》。会后，“又诏高才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从安帝到东汉灭亡，儒学虽偶而振作，但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9]
总体说来，东汉经学与西汉有些不同。一是古文经学地位上升，逐渐达到与今文经学抗衡，甚至越居其上的地步，汉末又出现今古文混合的趋势；二是与谶纬结合形成风气，《白虎通义》可算是以谶纬杂经学的代表作；三是兼通诸经的学者增多，如许慎有五经无双之誉，郑玄遍注群经，这样的事例在西汉并不多见；四是西汉经师文尚简朴，研究经书注重大义，多口说流传，不太重视著述，东汉经师文多泛滥，研究经书注重训诂，解经之作大量问世；五是西汉经师传业弟子多至千人者，已为极盛，东汉经师则弟子达万人者，屡见不鲜。上述变化，从表面上看东汉经学是更加繁荣兴盛了，可深入分析就会看出，经学已出现了诸多虚脱的征兆，正依盛极而衰的法则，一步步走上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