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司马迁又绝不是个利益至上论者。他在肯定“好利”思想的必然性、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好利”带来的危害。他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防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逐利会导致土地兼并，天下大乱，因此，圣人所言重义轻利，目的就是为了防微杜渐。基于此，司马迁指出要用礼义这些道德观念去防止单纯逐利所带来的弊端，提出“以礼义防于利”[74]，对于逐利所带来的土地兼并现象，司马迁也进行了一定的抨击，认为这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75]。而且，司马迁主张以义致富，反对巧取豪夺，“弄法犯奸而富”，所谓“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76]。对于不择手段而求利，司马迁是极力反对的。
可见，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求利是合理的，但他又绝不提倡舍义取利、见利忘义，相反，他对那种“以奸致富”是极为反对的。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义仍是第一位的。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指出人们求富取利的合理，希望统治者能因势利导，发展生产。
汉昭帝时，曾召开一次由“大夫”和“文学贤良”双方参加的盐铁会议，讨论盐铁专营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的主张，被文学贤良们推上了极致，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并进一步升级为要求政治上抑商遏利。文学贤良们一再声称，“窃闻治人之道，防**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77]；“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78]；在文学贤良们看来，盐铁专营就是为好利开绿灯，是在为老百姓犯罪搭梯子。因此必须打击商人，因为商人专讲利，打击商人也是“先义而后利”的一种方式。
显然，贤良文学过分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他们主张王者兴义不谋利，并以此教民，民才能安居。国策上的不求利和劝节欲以使民不求利，实际上是一种幼稚空幻的主张。虽然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应提倡贵义，以使求利之举不污德行，但在关涉民生富足方面，这种所谓不兴利而足民的观点，则显然缺乏创业进取的精神。片面夸大求利在道德上的负面影响，是不足取的。显而易见，这与司马迁所主张的道德的物质基础论是不相同的。
盐铁会议论辩双方的“义利之辨”带上了一些群众性的色彩，成为一种社会上广泛讨论的问题了。
西汉后期，刘向也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说：“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为善德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79]意思是，人不能做好事都是被“利”害了。所以，君子都羞于谈利，谈利都感到羞耻，何况占着利还要追求利呢？在刘向的心目中，利是败坏道德的腐蚀剂，当然与义是对立的。
东汉时，班固主张统治者应教民“贵谊（义）而贱利”，以义教民，使之不趋于利，他说：“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80]这与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主张颇为相合。
东汉中期的王符，在义利观上也是主张取义而舍利的，他说：“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81]从古到今，从天子到老百姓，好利都要灭亡，好义都会成名。在王符看来，义利是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他列举历史上像周厉王一类好利的君王，认为他们“皆以货自亡，用财自灭”[82]，都是由于贪财才灭亡的。所以，后来的统治者都应吸取教训，要“遏利”，限制自己贪财欲利之心。
王充的义利观很有特点，他引用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说明人的善恶行为，不在人的本性，而在于物质条件的好坏。“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83]物质丰富有助于人们行义为善，否则自身不保，即使有善心也不会有善行。王充承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出自天性，但他同时又指出，能以礼、义约束自己求利的欲望，使之归于正道，便是君子；相反，逾礼犯义，便是小人。他说：“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耐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得苟佞，苟佞则有罪。”[84]
汉末仲长统对义利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灾流行时，开仓济穷，就是义举。自己衣食有余，能布施他人，利就转化成了义。所谓“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85]如果不管百姓死活，拼命为个人、家庭或小圈子而搜刮民脂民膏，这种贪利必然导致大不义，最终会害人害己。仲长统所论义利的转化，颇有辩证法色彩。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人们在对待义利问题时，继承了先秦孔孟思想中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但同时，由于不同的人们在谈论义利问题时出发点不同，义与利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同时，由于大汉皇朝喜动利兴功，因此这一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开始对功利给予了极大重视，司马迁、王充、仲长统等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