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除德教外，还必须抓住法制这一环。王符不是那种以为只有德教就可以收到万能效果的腐儒，他对刑法的作用有很正确的认识。他特别说明：“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救）世之言也。”对于法令的地位，他这样强调：“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与众共也，己之命所以独制人也，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己令无违，则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154]
三、仲长统的天人关系论
仲长统继承并发展了王充、王符等人的思想成果，以严密的理论思维和大胆的反传统勇气，对正宗神学思想的核心——天人感应说进行挑战，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理论命题，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事与天道是治理国家的两个要素，但他所取的天道是指“顺四时之宜”的自然法则，而“备于天人之道”的神学虚构则被他摒弃于“治天下之本，理生民之要”之外。
他引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丙吉、魏相、陈平、周勃、霍光等“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人们的行为与施政措施是关乎社会兴衰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次要地位。他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
他说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而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不便指出的当世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谋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158]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159]对天赋予自然属性，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这反映了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具有唯物主义因素。
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祭祀、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作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考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迷、误、惑的表现。他说：“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佑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富贵，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160]这个揭露很深刻。
四、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的理论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