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对社会治乱安危有全面的见解。他认为德教是国家政治的根本环节。他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道、德、教、化的持之、苞之、知之、致之，简单地说就是管理、包容、教育、改造。为什么对民众要实行这些措施呢？他有一个详细的分析：“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正，则奸匿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由改造民心入手，导致世风的淳朴，从而达到天下大治，这是由他的哲学思想推导出来的治国路线。王符德化说是对儒家传统德化思想的阐扬，只是理论根据更科学一些。看看他对德化根据的论证，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民之有心也，犹种之有园，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蘖。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上智与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中民生世也，犹铄金之在炉也，从笃变化，唯冶所为，方圆薄厚，随镕制尔。”[148]人心可以随环境改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个人心可塑的论点成为他德化说的又一理论支柱，由此可见他的理论的成熟。当然，把封建统治者看作改造民心的主导力量，有宣扬英雄史观的味道。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只讲对中庸之民的改造，又落入董仲舒“性三品说”的窠臼。这是他思想的局限性。
王符对于教化与经济的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教的前提是百姓富足。“五谷丰则民眉寿，民眉寿则兴于义”[149]，它们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所以“孔子称庶则富之，既富之则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150]。既然如此，他把富民与教化结合起来，指出抓住这两个环节就抓住了治国的关键。他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正学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151]他的德化说既讲化民，又讲富民，是全面赅备的。
在社会经济领域，他主张农桑日用为本，反对浮游末作、奇技**巧；主张足衣足食，反对奢侈腐化。对于当时社会上颓靡奢侈的种种表现，他深恶痛绝，进行了系统批判。
在国家政治中，王符认为君主居于关键地位。他指出：“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152]对此，他做了具体论证：“是故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上圣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而致刑错，文、武是也。再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强，中兴是也。治天下，身处污而放情，怠民事而急酒乐，近顽童而远贤才，亲谄谀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喜怒以伤无辜，故能乱其政以败其民，弊其身以丧其国者，幽、厉是也。”[153]在封建社会里，这个观点是很现实的，对于君主的规箴意义也是很突出的。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君主当会从中获得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