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哲学还有向唯物主义真理观迈进的趋向。他在认识论中提出“效验”的概念。所谓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按王充的说法就是“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136]因此，他主张“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137]。效验论的提出，使王充本人即获益匪浅。它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增强了他论定是非的力量。
王充用“以心而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展开了对儒家经传中虚妄失实之处的质询与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和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论衡》的《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了很多经传和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王充指出：“尧、舜虽优，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虽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增之也。”他论道：“夫能使一人不刑，则能使一国不伐，能使刑错不用，则能使兵寝不施。案尧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设用。成王之时，四国篡畔，淮夷、徐戎，并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诛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异，巧论之人，不能别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与兵，犹足与翼也。……刑之与兵，全众禁邪，其实一也。”[138]尧、舜、文、武，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四十余年”呢？对于所谓“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他都认为是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139]，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点。指出：“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长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上世之人，重义轻身……今世趋利苟生……”统统都是虚妄之言。古人与今人俱禀元气而生，受性相同，怎么会出现今人在体质、禀性、品格、习尚诸方面都不如古人的怪事呢？至于“上世之时，圣人德优，而功治有奇……及至秦汉……德劣不及，功薄不若”[140]的说法，更是毫无根据的妄言。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141]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这既是进步的哲学观点，又是进步的政治思想。
在王充心目中不存在偶像崇拜，他认为既然“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那么“苟有不晓解之间，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142]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论衡·问孔篇》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比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说信是最重要的。可是在另一处，孔子的说法却有不同：“子适卫，冉子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那么“语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贡去食而存信。食与富何别？信与教何异？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为国，意何定哉？”不论孔子说话时的背景和意旨如何，这个外在矛盾是被王充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他反诘大都类此。如果细加研讨，应该说王充是用逻辑方法吹求孔子宏大思想体系中的细小纰漏，未免得其小者。但是作为同是儒者的王充来说，能够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已经相当令人敬佩了。
王充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的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43]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在对真理的追求中，王充既阐发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又表现出疑古惑今的可贵精神，为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从司马迁、王充、刘知几到李贽、王夫之，构成了一条千古踵续的异端系统，为中华文明平添了无限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