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观念。他指出：“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127]。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善男信女，此言无异当头棒喝！
王充对卜筮迷信的批判也很深刻。天地既无意志，鬼神又不存在，那么求卦问卜又有何效用呢？况且“试使卜筮之人空钻龟而卜，虚揲蓍而筮，戏弄天地，亦得兆数，天地妄应乎？又试使人骂天而卜，殴地而筮，无道至甚，亦得兆数。苟谓兆数天地之神，何不灭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乱其数，使之身体疾痛，血气凑涌？而犹为之见兆出数，何天地之不惮劳，用心不恶也？由此言之，卜筮不问天地，兆数非天地之报，明矣。”[128]王充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129]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方面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偶然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另外也是迷信工作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用来“惊惑愚暗，渔富偷贫”[130]。迷信最根本的规律则是“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131]。
三、实知的认识论主张和对经传虚妄诸说的质疑
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论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实者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用认识论划开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载，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132]的离奇妄语，他以公认的圣人孔子为例，在《知实篇》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经书讲“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部业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为，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133]把实践纳入认识论中，表明王充的哲学思想已达到一定高度。
可贵的是，王充的认识论并未到此结束。他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134]、“以心而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135]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