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去问候，指出其病因在于生活过于安逸，非药石针灸可治，然后便描写了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田猎、观涛6件事，最后以“要言妙道”启发太子，使其改变生活方式，故称为“七发”。其目的是“戒膏粱之子也”[10]，也即讽喻那些诸侯子弟，引导他们摆脱腐化享乐的生活而归于正道。《七发》篇制弘阔，长达两千余言，是汉初骚体赋转变为散体大赋的重要标志。
在写作方法上，《七发》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层层展开，铺张扬厉，辞采绚丽。极为细致地描绘了许多贵族生活富丽堂皇的场面和情景，同时又寓明显的讽喻和劝诫。通篇以散句为主，间有骚句，比喻得当，描摹精彩。其中第七段“观涛”描写了广陵长江大潮的奇观，历来被称为最精彩的一段美文：
这一连串精妙的比喻，从不同角度状写了江涛的壮观景象，令人心**神驰。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11]，很准确地概括了它的艺术成就。
《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的定型，其主要特征就是辞藻华美，篇幅宏阔，完全是叙事写物且离开诗歌而接近散文，并采用反复的主客问答方式演绎成一段故事。《七发》问世以后，仿作的很多，诸如《七激》《七兴》《七启》《七命》《七依》等，但在艺术成就上都不如《七发》。
除贾谊、枚乘外，汉初赋坛沿楚辞余绪创作骚体赋并有作品传世的，还有庄忌及淮南王刘安诸宾客淮南小山。
庄忌，吴地人，约与枚乘同时，曾先后游于吴王刘濞和梁孝王刘武，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24篇，而今只在《楚辞》中收有《哀时命》一篇。
《哀时命》哀伤自己生不逢时，颠沛流离，一直沉于下僚，无由施展才能，白白虚度时光的人生际遇。此赋纯为骚体，作者在篇中把自己身处浊世、进退维谷的内心矛盾写得比较细致，不失为一篇较好的抒情赋，但在艺术上缺少特色。
淮南小山为淮南王刘安诸宾客的集体笔名。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王诸宾客有赋44篇。但今天流传的只有收在《楚辞》中的《招隐士》1篇了。该赋在艺术上成就较高，尤其是在描写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方面，后世很少有人超过它。该赋亦为骚体。
三、散体大赋的兴盛和衰落
自武帝开始，汉代辞赋的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尤其是武帝至宣帝90余年间，更是汉代辞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封建国家的实力空前强大，统治者富于进取而又好大喜功，文人的视野和胸襟也得以扩大。这些都为辞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加之统治者喜好这种文学形式，不惜安车蒲轮，迎纳创作成就卓著者，这些都促使文人们殚思竭虑，驰骋才华，在辞赋创作上一展身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以抒发个人政见和感慨身世之忧的骚体赋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遂逐渐退居支流。而那种洋洋大观、极尽夸饰，以展示皇朝富饶繁华、歌颂国家强盛统一的散体大赋一跃而成为汉代赋坛的主流。枚乘的《七发》拉开了散体大赋创作的序幕，之后，辞赋文学才真正开始了极尽夸饰的“铺采摛文”的时代。
据《汉书》所载，武、宣间辞赋家众多，赋坛异常活跃。如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枚皋、东方朔、刘德、儿宽、刘辟疆、眭弘、张子侨、王褒等，都是当时善于辞赋者，只是他们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至今。流传至今而又颇有影响的只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数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