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文体自身的发展，也是辞赋兴盛的原因之一。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看，一种文体在某一时期特别发达，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起一定作用的，同时也受其他文体的制约。两汉时期，《诗经》体式的四言诗已经衰落，五、七言诗以及乐府民歌正在民间酝酿，还没有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论说文和文学已逐渐分家，史传自司马迁之后，也向着与文学分家的方向发展，而其他的一些文体更不能充分满足皇朝统治的需要和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于战国时期而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辞赋就自然成了文人注目的焦点。再者，从学术思想的统治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文学宗旨是宗经明道。汉代辞赋以歌颂为主，间以讽喻，完全符合儒家学术思想的要求，从而在两汉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汉代前期的骚体赋
自汉高祖刘邦建汉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时间，这一时期的辞赋创作，仍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并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向散体大赋过渡和分流。
汉初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陆贾赋3篇、朱建赋2篇、赵幽王刘友赋1篇、贾谊赋7篇、庄忌赋24篇、枚乘赋9篇、淮南王刘安赋82篇以及淮南王群臣赋44篇。其中陆贾、朱建、刘友、刘安之赋已全部亡佚，不能具论。所余4家，以贾谊和枚乘之赋最为著名。
（一）贾谊
贾谊少年聪慧，18岁就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后以廷尉吴公之荐，被召为博士，时间不长，即被超迁为大中大夫。贾谊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及汉初的政治经济均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从巩固汉朝的统治出发，提出过诸如削弱诸侯势力、积贮粮食、抵抗匈奴以及建立封建等级秩序等一系列主张，其中有的为文帝所采用，有的则为后来的武帝所实施，极有功于西汉皇朝。然而，正当他以过人的才学识量深受皇帝器重，功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却遭到权贵忌害。文帝以贾谊才能过人，准备任以公卿之位，朝中大臣周勃、灌婴等百般阻拦，间以谗言，于是文帝开始疏远他，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梁怀王太傅。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堕马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郁愤而死，年仅33岁。
《吊屈原赋》就是他被贬长沙，路经汨罗屈原自沉之所时有感而作。楚国先贤屈原忠耿忧民，无端受佞臣谗忌而不见信于楚王，被流放沅湘，最后自沉汨罗。贾谊漫步江边，望着呜咽的江水，深深怀念屈原，感慨自己的身世竟同屈原如此相似，尽忠而不见信于人主。他临水凭吊，热泪滂沱：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时逢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全赋抒发了自己对屈原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悼惜，同时又以反复的譬喻寄寓着自己的身世感慨，表示了对这个“方正倒植”的社会的强烈抗议。该赋在句式上与楚辞相同，在手法上运用比兴，以鸾凤比忠贞之士，以鸱枭比奸佞小人，有明显地模拟楚辞的痕迹。但该赋连用许多铺排句，又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策士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
（二）枚乘
贾谊以政治家兼文学家，故所作辞赋主情志而不尚藻饰。其后游士兼文学家枚乘出现，所作辞赋才充分显现了极事铺张、藻饰华丽的散体大赋的特点。
枚乘（前？—前140年），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曾为吴王刘濞郎中，因上书谏阻吴王谋反，吴王不纳，遂去吴至梁，从游于梁孝王刘武。景帝即位，召为弘农都尉，因不乐郡职，称病而辞，复游梁。武帝时，以安车蒲轮征召，此时枚乘已老，死于途中。
《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篇，但流传至今，确信为枚乘所作的辞赋只有《七发》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