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皇帝征聘沿袭了秦朝征召的成例，并有所发展。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特予优待，安车蒲轮，迎入朝廷。如申公、枚乘、韩康等，都是这样迎征的。而一般被征之士，赴朝廷就职须自备车马。如元帝征贡禹就是如此。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去就自由，朝廷不能强制。东西汉相较，东汉征聘之风更盛，由于当时崇尚名节，许多人也竞相以不应征召为荣，以至在东汉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节士”。当然，皇帝征聘是针对个别人而言的，故而不如察举范围广泛。
公府和州郡辟除是高级官员选用属吏的一种制度。公府指丞相（或司徒）、御史大夫（司空）、太尉（司马）三公府，公府可以自辟掾属，又须遵敕令辟召。西汉时，辟除之权以丞相为最大，东汉时，相权削弱，情况变得复杂。从两《汉书》的记载看，被公府辟除者的成分比较复杂，有处士、有州郡吏、有郎等。其被辟后出仕大约有二：一是由辟主私人荐举，一是经各种察举科目，进而出补中央官或外主州郡。州郡辟除掾属，在西汉时已成通制，西汉的王尊、东汉的任文公、李郃等，都曾为州郡辟除。州郡辟除后的升途也主要有二：一是察举，一是再辟公府。
公府州郡辟除选举了一些人才，同时，由于公卿牧守可以自行辟除，他们为发展个人势力，竞相笼络士人；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所谓“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57]，这样便发展为一种私恩的结合，用人之权更多地转移到私人之手，成了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三）考试
考试是汉代选举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察举征辟以后，所选是否得人，要进行考试。另一类是先经学校育才，然后通过考试而选举贤能，主要是博士弟子的考试。第一类中，凡属诏令特举的，皇帝往往亲加策试，如汉武帝时公孙弘、严助、董仲舒等，都以善对策拜官。凡是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师后，由公府加以考试，考试内容主要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58]。后来又“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59]。东汉中叶以后，公府州郡辟除不实现象严重，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革除其弊，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创复试制度，效果甚佳，“十余年间，称为得人”[60]。
博士弟子考试是经由学校培育，然后从中选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秦时有试学僮之制，这在前面已有探讨，汉时将这一方法扩大，在各级学校，尤其是太学中普遍使用，选取了很多人才。有关博士弟子的课试情况，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已有介绍，此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博士弟子课试进一步将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但它与察举相比，毕竟没有在汉代选举中居于主体地位，因此它对整个两汉选举制度的影响，也就不像察举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任子、纳赀及其他
任子就是依靠前辈的地位（官位）、功劳保任后代为官的制度。汉之任子制是沿袭秦之葆子制而来的，是世官制的一种遗存形式。两汉任子制的基本形式有父任、兄任、外戚任、宗家任等多种，任子有一定条件限制，即必须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和“视事满三年”者，任子的数目为“一人”，而实际上，很多人都冲破了这种限制，秩不满二千石，任子二人、多人都屡见不鲜。由于任子不是德选，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故随着汉代察举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遭到人们的反对。可以说，两汉任子制度，是一种照顾大官僚利益的变态世袭制，后世种种庇荫制度，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都是任子制的继续和发展。
纳赀是用资财和金钱买官，西汉武帝时广泛运用，东汉灵帝时达到汉朝的高峰。纳赀进仕严重败坏了吏治，为识者所不齿。
此外，两汉选举制度中还有几种较特殊的选举办法，即上书拜官，以材力为官，以方伎为官等形式。
从上述内容看，两汉选举制度主要以察举和征辟为主，其余均为补充手段。另外，两汉在选举制度上还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可以遵循：首先，它继承了秦朝选举不实，选举人应治罪的方法，规定选举不实，举者坐罪，选举得人，举者嘉奖。从两《汉书》的记载看，因选举不实而被治罪的不在少数。其次，对被选举人的家庭出身、秩位、年龄、资历、才能、学识、体格等也都有具体规定。如“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61]，“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62]，等等。最后，对选举人的资历和地位，也有一些规定。当然，这些规定并非一成不变，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断变化的。
汉代选举制度实行400年之久，可以说利弊并存，得失兼有。有汉一代，选举制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两汉人才辈出、功业兴盛的局面。可以说汉皇朝能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十分强盛皇朝，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与两汉统治者重视选用人才并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汉代选举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人才高度重视；适时改变人才观念，由重军功、法吏改为重儒生；建立了较严格的察举法规。当然，汉代选举制度也存在不少弊端，选拔人才的大权为少数权要所把持，在选举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权门请托、贵戚书命、行贿作弊等腐败现象，虽多次明令禁止，但仍层出不穷，到东汉后期愈演愈烈。两汉提倡孝道，故而选举时不能做到德才兼备，而是重德轻才。另外，在察举诸科外，汉代选举还有公府州郡辟除、任子、纳赀等形式。这就保留了高级官吏可以任用属员的特权，也使士人养成依托权门的恶习。察举的目的是任人唯贤，但任人唯亲，直到终汉之世也没有得到解决。
三、两汉选举制度和教育
选举制度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国家通过选士来确定人才的标准，并以功名利禄奖励学有所成者，对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
两汉选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在太学有一套较完整的考试选拔制度，而地方官学、私学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各科察举的途径获得做官的机会，这就势必激发士人学习的积极性。张霸为会稽太守，选拔擢用有学业和德行者，于是郡中习经者达上千人，到处都可听到诵经之声。这种踊跃学习的风气正是在功名利禄的诱导下发展起来的。班固曾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63]汉代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俗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64]十分形象地刻画出读经的巨大功利价值。察举制对汉代经学教育的昌盛起了促进作用，而大批经术人才被培养出来，又势必会扩大选士的社会基础，使选举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察举有明确的考察选拔标准，其中的一些内容成为教育活动所遵循的准则。汉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继承性，举孝廉也要考察家法，因此一些学生株守家法而不敢他徙，严重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另外，两汉在察举征辟中存在着严重的营私舞弊、趋炎附势现象，士人受此影响，为获得主举者的推荐，弄虚作假、请托贿赂，从而严重败坏了学风和士风。
尽管两汉选举制度会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和唐宋以后相比，两汉选举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并不紧密。例如西汉一代，在任丞相或相当这一职务的47人之中，经由官府学校教育者只有4人，仅占8.5％。由此可见，当时选用人才，不像后世那样，绝大多数都经过学校的培养。当然，东汉时太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都蔚然可观，但不难看到，博士弟子课试之途，毕竟只是当时选举方式之一，而非唯一，与察举相比，它显然不算是最重要的仕途，因此它对整个两汉选举制度的影响，就不像察举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