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察举制度完全确立，并成为两汉选举制度的主体，还是汉武帝时的事情。首先，这时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明确罢去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不仅树立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主要以儒术取士的察举制度。其次，察举的范围扩大，科目增加。除“贤良”外，又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这时产生了岁举性的科目，即“岁举孝廉”。这样，察举就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了汉代选举的舞台。
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等特科。察举的标准主要有四条，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56]。四科取士，起西汉迄东汉，大体未改。下面我们看一下察举各主要科目的情况。
孝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原为察举二科，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孝廉则是连称而混为一科的，这样的记载在两《汉书》中不下百余人。从孝廉的资历看，多是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情况看，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足见孝廉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孝廉为岁举，各郡国每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而且有人数限定。东汉和帝时，还对边郡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优惠政策。
茂才 西汉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才，或写作茂材。西汉时察举茂才，为特举而非岁举，东汉后才变为岁举常制。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所不同者，孝廉多属于郡举，而茂才多是州举。茂才的数量较孝廉要少，而且多为已仕官吏和孝廉。从任用上看，茂才多被任用为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而孝廉则多拜为郎。东汉官制，县令为千石官，三署郎最高不过600石，所以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
贤良方正与文学 和孝廉与茂才不同，贤良方正与贤良文学属于察举的常见特科。贤良指才干出众、德高望重，方正指正直无私，作风淳正，文学在当时与经学为同一概念。两汉诸帝都曾颁布过推举贤良方正的诏令，而且大多是在遇到日食、地震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后，因为当时有一种观念，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灾，皇帝就得下诏罪己，并招纳贤才，广开直言之路，以匡正过失。贤良方正作为举目，形式变化较多，后面常连言“直言极谏”、“可亲民者”、“有道术达于政化”等词。贤良方正及文学经过对策，高第者所授官职基本都秩比六百石以上，如县令、中大夫、谏大夫、议郎等，个别特殊者，起家即为九卿。
其他特科 上述贤良、文学虽非岁举，但较为常见。另外，还有一些偶尔一举或数举的科目，如明经，即通晓经学；明法，即通晓法律；尤异、治剧，即治绩甚好；勇猛知兵法，阴阳灾异等，这些都是临时特定的科目，随形势变化及人主好恶而变动。
由上可知，两汉察举名目繁多，除岁举常制外，还有特举，使各方面的人才都能不断迁升，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提供了基本保证。
（二）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选举制度，即采取特征和聘召的方式，选拔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以政事。汉代征辟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