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取吏，除以上办法外，还有考试之法，这主要是针对17岁以上学僮的。许慎《说文·叙》引汉《尉律》云：“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关于“始试”，段玉裁注：“谓始应考试也。”反映了秦以考试取官的情况，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可找到这方面的佐证，如“今（指秦始皇）……三年……八月，喜揄史”[51]，据解释，“揄史”当为进用为史之意，该年喜19岁，被进用为史，与《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的规定完全吻合。由于从学僮里选拔的主要是从事文书职务的员吏，所以其考试主要是“讽”和“写”。《说文》将“讽”与“诵”互释，故“讽”即“诵”。《战国策·秦策五》记异人见秦王后，“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足见“讽”乃秦时进行人事考察之常法。“写”就是试写各种字体，一般需会八体之书才有可能为吏。经过以上考试，成绩优异者即可为官。
（四）军功和辟田
秦在商鞅变法后，即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这一政策影响选举制度，就是重视军功和辟田，以此作为入仕之途。从文献记载看，秦因军功而受爵者很多，确实体现了《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的基本精神。秦代官爵合一，爵大于官，受爵即为受官。秦因辟田而被推举的记载不多，但纳粟拜爵的现象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
（五）通法
秦以法治国，凡事皆断于法，因此通晓法令者便极受重用，成为选举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项。据《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就是因为“通于狱法”，被秦王举为中车府令的。秦这种在选举中重法的思想，到秦始皇时则直接演变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几乎垄断了整个选举制度。
（六）世官
秦是较早打破“世卿世禄”制而量功选举的国家，但是，新的选举制度的产生并没有使原来的世官制得以彻底根除。有秦一代，一直存在世官制。这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其一，“葆子”的存在。“葆子”是云梦秦简中的一个词，据释为“任子”，与汉代的任子制原则相同。其二，有些特殊官职，如史官、太卜官等始终是世袭的。其三，有不少人因家世而得官，如“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52]，王翦之子王贲、孙子王离，亦“因家世”而世代为官[53]，等等。
另外，秦在选举方面还有一些限制条件，如家产、操行、年龄等。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54]。韩信因家贫、操行不佳而得不到推举。《睡虎地秦墓竹简》则规定“除佐必当壮以上”[55]，不到壮年者不能荐举。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秦在选举制度上虽还比较原始，但它已经具有了两汉选举的各种雏形，并对两汉选举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两汉选举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利弊得失
两汉选举制度较之秦朝更为完备和严密，其主要内容有察举、征辟、考试、任子、纳赀等。
（一）察举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建立汉朝不久，就把选拔人才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于公元前196年下求贤诏，希望诸侯王、大臣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虽然这种做法仍旧带有战国时期“亲士”的色彩，但就令郡国荐举人才这一点而论，实际上是开了西汉察举制的先河。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察举之产生，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文帝曾两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推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亲自策问，评定高下，区别授官。这些步骤正体现了察举制的最基本特征，而且还包含着后来科举取士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