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的著述旨趣作了一个概括的说明：“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8]成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以史学名家的意愿。对于他的一家之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成就一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二是从思想上阐发出他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史记》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组成，本纪可看作是全书的纲领，按年代记载一代盛衰大事；表以谱表方式记录某些历史现象的变化；书记载典章制度或经济文化等现象，具有专史性质；世家融合本纪、列传两种形式，记录诸侯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家族或集团历史；列传主要记载人物，也记载一些不便收入其他部分的史实。《史记》熔五种体裁于一炉，形成一个新的互相配合的整体，创建了全新的综合性的史体——纪传体。纪传体可以最大限度地从多侧面反映社会历史全貌，其容量之大，表现力之丰富，是传统史学中其他任何史体都不能比的。
《史记》书影
对于这种体制，司马迁自己作了很贴切的说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9]可以看出这种宏大规模和全面赅备的表述形式，与封建一统政权的国家规模气度及社会结构层次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结构形式有着其他体裁无法比拟的优点，又与封建国家制度有十分契合的关系，所以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史书成为中国史书的最主要体裁，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将之目为正史。
《史记》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在纵的方面，它记载了从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大约3000年的历史。这部通史贯彻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特别注意当代史的撰述。全书130篇中，写楚汉战争之后百余年史实的占半数以上。这固然是发扬了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宣传汉朝的功业，完成宣汉的历史使命。横的方面，它记载了中原地区以至西到中亚，北至大漠，南至南越，东至大海这一广阔地域上各民族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历史活动。在记述范围上，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历史所有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内容。所记人物则包括社会各阶层，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卜者、游侠、医生、以至农工商贾，都在书中得到反映。可以说它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这样广阔时空与丰富内容的结合，使它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
为了做到记载上的真实，司马迁非常注意广泛搜求材料。他本人读过许多书，当时又正值汉政府“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记，皆充秘府”[20]，司马迁作为史官，“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些为《史记》的取材广博，创造了方便条件。可贵的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于简单罗列、排比材料，而是在广搜博采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考订，下功夫予以剪裁。他把这个工作叫作“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1]，力求提供出准确的史实，给人以系统的教益。他还多次深入民间，向故老采访口碑史料，补充或订正有关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