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是当时的大史学家，有很强的封建正宗意识。从根本上说，他对《史记》的看法，未脱时人窠臼。但他在对从古至汉史学系统考察基础上，“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史记》的议论代表了当时史学评论的最高水平。他说：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46]
通过对《史记》的评论，他表述出对史学的系统见解。“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是他对史学性质、功能的概括，其中既包括对史书作用的表述，也包括对于史书的思想要求。他以《春秋》之义要求史书，明确提出“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的史学评价标准。这样的原则性看法对封建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技术方面，他提出许多具体看法，肯定司马迁的成就，也谈出他认为《史记》存在的不足。这些看法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作为对史书的技术要求，具有很强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对《史记》的补续、评论促进了当时史学的发展，但正宗史家继承了司马迁技术方面的成就，抛弃了他思想的精华。这大致决定了后来史学发展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正是两汉之际史学的代表与总结。
二、刘向、刘歆父子的史学活动
刘向、刘歆是两汉之际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在经学上属于不同派别，思想上却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鼓吹者。
刘向、刘歆父子所著《洪范五行传论》和《三统历谱》，在班固的《汉书》中得到部分保存。他们以神学为主导的历史观，上承董仲舒，下启《白虎通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刘向父子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大功绩，是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盛大的图书整理事业。他们以成功的实践，树立了文献校理的范例，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本规模。
中国古代文献号称繁富，但传世行远，殊属不易。秦始皇和项羽燔灭文章、焚毁秦宫的行为，曾给古代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汉朝建立之后，虽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一些古籍得以复出，但到武帝之时，仍有“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之叹。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47]，在搜求、整理书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此后，经昭、宣、元、成四世，图书搜集已很有成绩。古代书籍因竹简繁重，丝帛昂贵，故多为零篇单行。加之流传已久，既有妄人纷然淆乱之失，又难免编残简脱、鲁鱼豕亥之误。因而堆积如山的书籍，如不加以清理，终为废品一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成帝命谒者陈农大举访求天下图书的基础上，于河平三年（前26年）发起空前的图籍整理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