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它发展了《春秋》、《左传》开创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史体。以往《春秋》只记事，基本不记言，只有事目不具详情。《左传》克服了这个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能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限制了自身的表现力。《汉纪》在体例上有很大改进。书中基本按年月编排史事，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出很好的安排。例如张骞通使西域和西域各国不可不记，按时间分散去写，又会造成史实支离破碎的后果，《汉纪》便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封博望侯”之下，先记张骞的出使，接着记西域诸国。这一记事方法被称为“类叙法”，是《汉纪》在体例上的一个很重要创造，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汉纪》把纪传体史书在篇末以论赞形式集中进行历史评论的方法，引入编年史体之中，在每个帝纪之后写出赞语，发展了《左传》“君子曰”在文中夹议的方式，提高了编年体史书的理论总结能力，增强了这一史体的历史教育功能。
编年纪事是中国史学古老的传统，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曾在古代史坛上独领**。但《史记》、《汉书》等规模宏大、囊括力强的纪传体史书出现后，立即受到人们青睐，编年体却相形见绌，长期被冷落。《汉纪》撰写的成功，使人们对这一体裁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相对优势。于是编年史体重新崛起，从此，“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75]。编年体获得了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地位，中国史学迈入进一步发展的坦途。
荀悦处于东汉末衰乱之世，力图通过修《汉纪》为社会提供有益的鉴戒。他宣称：
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76]
《汉纪》是自觉把写史与封建政治结合起来的史学作品。书中丰富的内容，大多与治乱安危密切相关，而唐太宗从封建政治角度，对这部书概括出的“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77]则是根本性的。
为治之体应包括治国与安民两大方面。对于国家管理，书中既总结了文帝、景帝、霍光等实行的妥善政策措施，也对西汉一代典章制度的得失，作了系统评论。读之可以给人以较深的历史教育。荀悦有很突出的重民思想。书中论道：“圣王之有天下，非以自为，所以为民也。”正确的理民指导思想应该是，君主“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78]。基于这样的认识，书中比较注意记载西汉一代的经济发展情况，强调丰衣足食对于社会安定以至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书中还经常以是否利民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标准，对君主集权专制的弊端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他认为“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79]君臣承担着统理天下的重任，他们的贤否直接关系天下兴亡。君臣之义的最高体现，就是君明臣贤，上下相得，并力为治。这个看法较之于片面强调忠君，要通达得多。书中着力记载西汉一代明主贤臣治国安邦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记录了大量忠臣直谏的感人事迹。对于健康地协调君臣关系，很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