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同治七年，曾国藩被朝廷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就一直托病不去就任，不是住在江宁府就是在上海坐镇江南制造总局督办洋务。期间，朝廷也曾招他进京面见慈禧太后，可是在慈禧太后面前，曾国藩也只是大谈特谈如何搞洋务、办实业，对有关直隶的事情一概闭口不谈。曾国藩现在已经位居人臣之巅，现在的他对于官位、爵位已经看得很淡，更何况，在现如今的大清国，真正的权力只看你手里的军事力量有多硬，而不是真的看朝廷给你的官有多大。
曾国藩之所以迟迟不愿就任直隶总督，无外乎他不想在天子脚下的那一亩三分地被朝廷钳制架空。他现在只想在自己有生之年，踏踏实实为这个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做一些实事，而不是将自己仅剩的岁月虚度浪费。而被慈禧太后派来接替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两江总督任上也同样不好过，湘淮两系官员对他毫不信服，恨不能早些将他排挤走，曾国藩对此也是不闻不问，再怎么说曾国藩还是更向着自己人。更何况，那个马新贻的政见和做法又与曾国藩截然不同，那就更没道理帮他了。
同治九年，在天津发生了一起当地百姓，因为受不了洋人欺压奋起反抗，火烧法国人修建的 望海楼教堂，还打砸了数座英美俄等国修建的基督教堂，打死打伤洋人神父、信徒、修女十几人，打伤几十人的恶性案子。事情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衔向大清朝廷施压“索赔”，为了威迫大清朝廷让步，法国甚至调集他们驻扎在东亚各地的军舰，悍然驶入大沽口进行战争威胁。
慈禧太后生怕洋人真的以此为借口，悍然派兵入侵大清，冲到当年英法联军攻打京城火烧圆明园的覆辙，于是便急派曾国藩前往天津去全权处理此事。若是其他事情，曾国藩可能还会借口推脱，可是面对国家危难，即便千难万险，他也断然没有任何推脱逃避的理由，接到圣旨后的第一时间，他就立刻动身前往天津。在距离天津还有三百里路的时候，慈禧又派人下来把曾国藩请去京城。
刚刚进入紫禁城，曾国藩就看到在太和殿外跪着几十名大臣，他们或悲戚、或愤然，口中喊着不惜与洋人死战也断然不能让步的口号。看到曾国藩到来，有与他相熟的便走上前来，想要说服曾国藩跟着他们一道联名请愿与洋人开战。曾国藩不置可否，只称面见皇上和太后，了解当下局势后，看太后是何态度。绕过太和殿、乾清宫，在慈宁宫外，又有几人跪在这里泣泪请战。
这几人都是朝中自诩请流派的高官，以翁同龢、李鸿藻为代表，底下还有张之洞等几名官场后起之秀。因为和翁同龢这些自诩清流的官员素有嫌隙，曾国藩经过他们身边时，双方谁都没有理会对方，甚至曾国藩还隐隐听到那翁同龢冲着自己轻哼了一声。进入慈宁宫内，拜见完慈禧太后，曾国藩看到屋内，除慈禧太后端坐上首外，下面还依次站着醇亲王奕譞、北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还有户部尚书官文等三人。
这三人中，崇厚把头埋的最低，表情也最低沉苦楚。天津教案最开始是他负责处理的，结果洋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根本就不和他谈。
官文是前任直隶总督，因为曾国藩这两年，一直托病迟迟没有出任直隶总督，已经改任户部尚书的官文，事实上还兼任着直隶总督的实责。天津教案发生后，官文生怕朝廷把这个难办的差事推到自己身上，于是第一个站出来，向慈禧太后建议由现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