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的创作明显受屈原的影响。但绝不是说《九辩》只是模仿之作，它有自身显著的特色。论感觉的细致、语言的精巧，还在屈原作品之上。首先，宋玉极其善于选择具有一定特征的景物，将其与幽怨哀伤的感情融化在一起来抒写，从环境气氛的渲染中，烘托出阴暗时代被压抑者的心理。大自然萧瑟的景象与诗人孤独的身影相互映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者确实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其次，在这种景物和心理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感受和细致的笔触。用远行中的漂泊感、登山临水的空渺感，写人生失意之情绪，极见匠心创意。第三，《九辩》的语言更加讲究散文化。全诗句式多变，长短错落，语气词“兮”字的位置也不断调换，使得全篇的语言节奏相当灵活自由。
《九辩》特出的艺术成就，使宋玉成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与之并称“屈宋”，为后人所尊崇。
汉代的楚辞作品
楚辞本来又可以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就直接称“屈原赋”“宋玉赋”。“辞”和“赋”原来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但至汉代，从战国楚辞派生出两个不同的分支，人们开始用“辞”和“赋”来作为区分。一类多用“赋”命名，其特点是抒情性降低，多用华丽的文辞铺排描写各种景观，逐渐向散文方向演变，其典型作品就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另一类仍然沿袭“骚体”的风格，文辞华丽而注重抒情。西汉刘向编纂《楚辞》一书，战国作家之外，收入一部分汉代作家的作品，都属于骚体传统，凡以“赋”命名的都不收。像贾谊，收了他的《惜誓》，却没有收他的《吊屈原赋》。这表明，刘向在编《楚辞》时，有意识地把“辞”和“赋”区分开来了。当然，由于“辞”和“赋”出自同一源头，而且本来是不分的，有些赋也可以很接近骚体风格。
刘向《楚辞》所收汉代作品，包括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以及刘向本人的《九叹》；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又收入了自己的《九思》。
以上汉代楚辞，除《招隐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代屈原立言的方式来展开。虽然具体说来各有差异，但大多包含以下的内容：抒写忠直之士不能受到君主的信赖与器重，内心的失望、愁苦与悲愤；指斥政治昏暗、黑白颠倒；希望弃脱污秽的尘世，遨游于仙境。
这看起来像是模仿屈原，其实也不尽然。汉代是专制政治逐渐强化的时代，所谓“士不遇”，即文人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尊重，理想和现实不相容，成为尖锐的感受。因此，屈原的心声在汉代激起文士强烈的共鸣，而那些代屈原立言的作品，其实就是这种共鸣的声音。
所以上述作品中，又包含一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在整体上用代言形式写成的诗篇中，又常夹杂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这甚至形成一种定式。如从王褒的组诗《九叹》开始，到刘向的《九怀》、王逸的《九思》，都是在第五首改用第三人称，打破了全篇的代言模式。这样的结构是有意义的，它把读者的思绪从历史拉回现实，暗示屈原的不平，也正是作者内心的不平。过去文学史对汉代楚辞不太重视，这一特点几乎完全不被注意。其实，这和屈原作品在汉代流行是密切相关的。
《楚辞》和《诗经》一样，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源头。同时，两者又分别是先秦时代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代表。和《诗经》的温雅、平和、朴素不同，楚辞是华丽、奇幻而富于**的。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重辞藻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楚辞》。它值得我们珍爱。
骆玉明 201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