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之后，我又和果麦的几位年轻朋友合作，编撰了这部新的《楚辞》解注。从编撰的宗旨来说，主要是为了提供一部具有学术基础，可靠、易读、令人喜爱的读本，希望并非专业出身的读者，能够亲切地走近这部古老的文学经典。解注的内容，广泛利用了历代名家的成果，不讲求标新立异，但具体工作过程仍然是审慎而仔细的：有时前人成说不能使我们信服，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很自然。譬如《天问》一篇的文脉，本书的解析与各家纷异之说都不同。我相信，这个本子读起来，应该比其他注本清晰明白。
为了便于理解，把我和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楚辞的一章略加删改，作为这篇后记的主要内容。
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战国时期，楚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交流。同时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楚国的国家制度不够成熟，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等，都被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却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南方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使谋生较为容易，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以克服艰难的自然环境、维持生存，所以楚国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中原文化中，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
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以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楚辞》则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中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后来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纂成集，命名为《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形成，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存歌辞较早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等。体式上，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作品除《九歌》外都是长篇巨制，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也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而是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楚辞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