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讨论，但作品还没有出现。中国的章回小说里有一种特殊的类型，随便虚构一个人物使故事继续下去，即所谓“连续小说”。也许可以算作通俗小说吧。那也被政治或者训导所利用。
问：据说上海的一位名叫张恨水的作家写了很多。
答：是的。艺术价值低，但很受大众欢迎。而且，那种作品的畅销构成了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以革命为题材、以贫民为朋友的作品是受欢迎的。不过，左派对他的作品不满意，说他的作品里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问：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
答：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有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园》、《枣》、《桥》（上卷）以及《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已经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前三个集子中的作品与铃木三重吉的风格类似。《莫须有先生传》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受到庄子的文章和李义山诗的影响，大量吸收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征手法的运用甚至会使读者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易理解，但我觉得那种作品很好。社会改革家们如果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彻底破坏，“中国”这种特色也就消失了。
问：这次来日本，有没有什么特别引起您注意的事情？
问：日本饭菜合先生的口味吗？
答：没问题，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
——译自改造社《文艺》1934年9月第2卷第9号。
译者附记
1934年暑假，周作人携妻羽太信子往东京。7月1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乘大阪商船长城丸出发，l4日上午到门司，l5日到东京，停留约一个半月，8月28日离东京，30日自门司乘船离开日本回国。此间的日记中关于井上红梅的记载有两处：7月28日项下：“下午井上红梅君来访”；8月4日项下：“上午改造社铃木来入浴同耀辰往访阪西君午返井上红梅又来未见下午一时同信子耀辰往浅草观音一参”。显然，上面这篇访谈是7月28日二人见面的结果。一周后“又来未见”，可见周作人对井上红梅并不那么热情。
井上红梅，生卒年未详，一说为明治十四至昭和二十四年（1881—1949）。大正二年（1913）到上海漫游，著有《支那风俗》三卷，被称为“支那通”。昭和十一至十二年（1936—1937）参加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在《改造》《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文字。
上面这篇访谈发表之后，黄源先生立即作了节译，译文收入陶明志所编《周作人论》。笔者查阅了日文原文后，发现黄源先生译出的部分只相当于原文的三分之一，所以这里将全文译出，以供国内学者参考。为照顾译文风格的统一，这里将黄源先生译过的部分作了重译。文中周作入对于日语及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左翼作家等的认识与评价，均值得注意。?（1998年夏记于东京）
即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
明治三十八年为1905年。这里的记述不确。周作人去日本是明治三十九年（1906）。
原文如此。忌“革命”一词，可见井上红梅的心态与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明治四十四年为1911年。
大正六年即1917年。
《万叶集》为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二十卷，收录四世纪至八世纪诗歌四千五百多首。
徐祖正（1895—1978），即徐耀辰。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归国，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周氏兄弟关系密切。为语丝社成员，和周作人一样钟情于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
能乐，日本古典歌舞剧，追求严谨的艺术性。镰仓时代（1190—1330）后期形成，十四世纪之后得到较大发展，延续至今。现在主要有五大流派：观世，宝生，金春，金刚，喜多。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大正时期的代表作家，白桦派领袖，日本新村运动创始人。五四时期与周作人关系密切。此次周作人访日，他专门在东京的新村堂为周举办欢迎会。
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普罗”是从英语的“无产者”（Proletariat）变为日语，缩写后又音译为汉语。
鲁迅此文发表于1933年8月1日上海《文学》月刊第l卷第2号。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该表述不确。在《拿破仑与金钱癣》之前，横光利一的作品中有的已被译为中文。参阅陶明志编《周作人传》（北新书局1934年12月）所收黄源译文的说明。
东京大手町、皇居外苑一带的繁华区被称作“丸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