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只要与人类有关的，我都感到兴趣……
实际上这些都是徒有其表。他们所表现的生命只是浮表的，不是真实的。骨子里是无可救药的轻佻，跟无论哪一国的上流社会一样。但与别国人的轻佻不同而成为意大利的民族性的，是那种萎靡不振的性格。法国人的轻佻附带着神经质的狂热，头脑老是在**，哪怕是空转一阵。意大利人的头脑却很会休息，太会休息了。躺在温暖的阴影里，把萎靡的享乐主义和长于讥讽的聪明枕着自己的头，的确是很舒服的；——他们的聪明富有弹性，相当好奇，其实是异乎寻常的麻木。
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定见。不管是政治是艺术，他们都用同样的玩票作风对付。有的是性格极可爱的人，脸是意大利贵族的俊美的脸，五官清秀，眼睛又聪明又温和，举止安详，爱自然，爱古画，爱花，爱女人，爱图书，爱精美的烹调，爱乡土，爱音乐……他们什么都爱，却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爱。在旁人看来，仿佛他们竟一无所爱。然而爱情还在他们的生活中占着极大的位置，只是以不扰乱他们为条件。他们的爱情也是萎靡的，懒惰的，像他们一样；即使是狂热的爱也近于家庭之间的感情。他们稳实而和谐的聪明其实是非常麻木的：不同的思想尽可以在脑子里碰在一起，非但不会冲突，反而能若无其事地结合起来，彼此的锋芒都给挫钝了，不足为害了。他们怕彻底的信仰，怕激烈的手段；只有似了非了的解决方式和若有若无的思想，他们才觉得舒服。他们的精神是开明的保守党的精神，需要一种不高不低的政治与艺术，需要一种气候温和的疗养地，使人不至于气喘，不至于心跳。在哥尔多尼那些懒惰的剧中人身上，或是在曼佐尼那种平均而散漫的光线中，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面目，但他们的懒散的习气并不因之而感到不安。他们不像他们伟大的祖先般说“第一要生活……”，而是说“第一要安安静静地生活！”
大家的心愿就是要安安静静地生活，连那些最刚毅的、指挥政治活动的人也是这样。例如某个小型的马基雅弗利[5]，很有能力控制自己，控制别人，心肠像头脑一样的冷酷，精明强干，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所有的朋友，同时也不惜把野心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牺牲，那目的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安静静的生活”。他们需要长时期的麻木。过后他们才仿佛睡足了觉，精神饱满；庄重的男人，幽静的妇女，会突然之间兴奋起来，有说有笑，快快活活地去应酬交际：他们需要说许多话，做许多手势，发许多怪论，逞着莫名其妙的兴致，消耗他们的精力；总而言之，他们在那里扮演滑稽歌剧。在这些意大利人的肖像上，我们难得会找到经过思想磨蚀的痕迹，寒光闪闪的瞳子，被永无休止的精神活动磨瘦的脸庞，像我们在北方见到的那样。可是跟别处一样，这儿也有苦闷的心灵，在淡漠无情的外表之下藏着它们的创伤、欲望、忧虑，而且还用迷迷忽忽的境界来麻醉自己。某些心灵还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古怪的现象，畸形的，乖张的，暗示它们的精神不平衡，——那是一般古老的民族都免不了的，——有如在罗马郊外剥落分裂的断层岩。
这些心灵，这些平静的，爱取笑的，隐藏着悲剧的眼睛，自有一种谜一般的魅力。但克利斯朵夫没有兴致去体会它。他看见葛拉齐亚和这些时髦人物周旋，非常气恼。他恨他们，恨她。他对她生气，好似对罗马生气一样。他去看葛拉齐亚的次数减少了，已经想要动身了。
可是他并不动身。尽管讨厌那个意大利社会，他竟不由自主的感觉到它的魔力了。
暂时他不跟人家往来，只自个儿在城内外溜达。罗马的阳光，平台上的花园（欧洲庭园，特别在罗马，颇多利用地形筑成高至数丈之花坛，规模不下于花园），被旭日照耀的海象腰带般环绕着的郊野，慢慢的把这块奇妙的土地的秘密让他体会到了。他瞧不起那些古代的建筑，发誓决不自动去找它们，除非它们来找着他。而它们果然来找他了：在岗峦起伏的城中随便散步的时候，他就碰见了它们。夕照之下的大广场，一半已经坍了的巴拉丁拱门，后面衬托着蔚蓝的天空：克利斯朵夫都不期然而然地看到了。他在一望无际的郊野徘徊：半红不红的台伯河浑浊一片，挟带着淤泥，仿佛是泥土在那里流动，——残废的古代水桥好比古生物的硕大无朋的脊骨。[6]大块的乌云在蓝色的天空卷过。乡下人骑着马，挥着鞭子，赶着一群长角的淡灰的牛。笔直的古道，尘埃飞扬，没有一点荫蔽：脚如羊足，大腿上裹着长毛皮的牧人在那里静悄悄地走着。辽远的天际，意大利中部的庄严的山脉展开着连绵不断的峰峦；另一方面的天边，却映着古老的城垣，圣·约翰教堂的正面矗立着姿态飞舞的雕像，远望只看见黝黑的侧影……万籁俱寂……日光如火……风在平原上吹过……一座没有头的，臂上雕着衣饰的石像，被蔓长的野草掩没了；一条蜥蜴爬在石像上晒着太阳，只有肚子在那儿轻轻地翕动。克利斯朵夫被阳光灌醉了，有时也被加斯丹利酒灌醉了，坐在破烂的大理石像旁边的黑色的泥地上，微微笑着，懵懵的把什么都忘了，尽量吸收着那股罗马特有的气息，那股安静而强烈的力，——直到黑夜将临的时候。悲壮的日色隐没了，四下里一片凄凉，那时他中心悒郁，赶紧溜了……噢，大地，热情如沸而默无一言的大地！你面上多么和平，内心却多么**；我还在你的胸中听见罗马军团的号角声呢。多少生命的怒潮在你怀中汹涌！多少欲望都在要求觉醒！
克利斯朵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在死者的尘土下面，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人家以为它已经和马志尼[7]同归于尽，不料它复活了。还是同样的火。当然，愿意看到它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想睡觉。那是一道明亮而剧烈的光。凡是心中有这光明的人，——大半是青年，最大的也不满三十五岁，头脑开通，气质、教育、意见、信仰各各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崇拜这朵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要坦白，要敢做敢为！他们大声疾呼要惊醒民族的迷梦。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志士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自从它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现代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怯的麻痹状态，懦弱的性格，大言不惭的习气，使他们像受到奇耻大辱一般的痛苦。华而不实的空谈和奴颜婢膝的作风，几百年来像浓雾似的罩着民族精神，现在被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稍假借的正气吹过来了。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洁的热诚仍是留给真理的。他们又兴奋又虔诚地爱着真理。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8]被敌人侮辱，毁谤，威胁之下，气度伟大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