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不再计算那些飞逝的年月。生命一点一滴地过去了。但他的生命是在别处。它没有历史，只有它创造的作品。音乐的灵泉滔滔不尽地歌唱着，充塞了灵魂，使它再也感觉不到外界的喧扰。
克利斯朵夫得胜了。声名稳固了；头发也白了，年龄也到了。他却是毫不介意；他的心是永远年轻的；他的力，他的信仰，都保持原状。他又得到了安静，可不是燃烧的荆棘以前的安静。暴风雨的打击和**的海洋使他在深渊中看到的景象，始终留在他心灵深处。他知道控制人生的战斗的是上帝；没有得到他的允许，谁也不能自主。那时克利斯朵夫心中有两颗灵魂：一颗是受着风雪吹打的一片高原，另外一颗是威镇着前者的。高耸在阳光中的积雪的峰尖。这种地方当然不能久居；但下界的云雾使你冷得难受的时候，你可认得了上达太阳的路。克利斯朵夫便是在迷雾中也不感到孤独了。壮健的圣女塞西莉娅[1]，睁着巨大的眼睛在他身旁向着天空凝听。他自己也像拉斐尔画上的圣·保罗一样，不声不响地沉思着，靠在剑上，既不恼怒，也不再想战斗，只顾创造他的梦境。
他那个时间的写作偏重于钢琴曲与室内音乐。这些曲体可以使创作更自由更大胆；内容与形式之间比较更直接，而思想也不致有中途衰竭的危险。弗雷斯科巴尔第[2]，库伯兰，舒伯特，肖邦等等的表现方法与风格的大胆，比配器方面的革命早五十年。如今由克利斯朵夫那双有力的手像抟土似的抟出来的音响，簇新的和声，令人头昏目眩的和弦，跟当时的人所能接受的声音距离太远了；它们对于精神的影响等于一些神奇的咒语。——凡是大艺术家在深入海底的旅行中带回来的果实，群众必须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领会。所以很少人能了解克利斯朵夫大胆的晚年作品。他的荣名完全是靠他早期的成绩。但有了声名而不被了解比没有声名更难堪，因为那是无法可想的。在他唯一的朋友死了以后，这种难堪的情绪使克利斯朵夫更偏向于逃避社会了。
德国的旧案已经撤销。法国那桩流血的事也早已被忘了。现在他爱上哪儿都可以。但他怕到巴黎去勾起伤心的往事。至于德国，虽则他回去过几个月，虽则还不时去指挥自己的作品，可并不久住。使他看不上眼的事太多了。固然那些情形不是德国独有而是到处一样的。但我们对本国总比对别国更苛求，对本国的弱点也觉得更痛苦。何况欧洲的罪恶大部分是应当由德国负责的。一个人胜利之后就得负胜利的责任，好似对战败的人欠了一笔债；你无形中有走在他们前面带路的义务。路易十四在他称霸的时代，把法兰西理性的光彩照遍了欧洲。但色当战役（一八七○年普法之役，法军大败于色当，为法国战败的关键）的胜利者——德国——给世界带了些什么光明来呢？难道就是刀剑的闪光吗？没有翅膀的思想，没有豪侠心肠的行动，粗暴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健康的理想主义；只有武力与利益，竟然是个掮客式的战神。四十年来，欧罗巴惴惴不安地在黑暗中摸索。胜利者的钢盔把太阳遮掉了。无力抵抗的降卒固然只能使人轻视，使人可怜；但你看到头戴钢盔的人又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