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莱的帮口，主要是一般文学家，画家，颓废的批评家组成的，他们代表革命派对反动派——它们在德国北部一向势力很雄厚——的斗争，对冒充的虔诚和国定礼教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是有功的；但斗争的时候，他们独立不羁的精神往往过于激昂，不知不觉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们之中即使有些人不乏相当粗豪的才具，总嫌不够聪明，而见识与趣味尤其不高明。他们制造了虚幻的境界把自己关在里头跳不出来；并且和所有的艺术党派一样，结果对实际的人生完全隔膜了。他们替自己，替上百个读他们的出版物，盲目地相信他们的傻瓜，定下规律。这帮口的吹捧对哈斯莱是致命伤，使他过分自得自满。他脑子里想到什么乐思，就不加考虑地接受；他暗中认为便是他写的东西够不上自己的标准，比别的音乐家已经高明多了。固然他这种看法往往是不错的，但绝不是一种健全的看法，同时也不能使他产生伟大的作品。哈斯莱骨子里是不分敌友，对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取了这种轻视与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他从前相信过不少天真与豪侠的事，所以一旦失望，他更加往讥讽与怀疑的路上走。既没有勇气保护他的信念不受时间一点一滴的磨蚀，也不能自欺欺人，自以为还相信他早已不信的东西，他便尽量嘲笑自己过去的信念。他有种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贪懒，软弱，担当不起极端的好运或厄运，太热与太冷，他都受不了，他需要温和的气候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他不知不觉只想懒懒地享受人生：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想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也沾染了这种气息，虽然因为他才气纵横，便是在迎合时流的颓废作品中也藏不住光芒。他对自己的没落比谁都感觉得更清楚。老实说，能感觉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那种时间是少有的，并且是他竭力避免的。那时他就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只想着自私的念头，担忧自己的健康，——而对于从前引起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漠不关心了。
克利斯朵夫想来向他求一点鼓励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早晨，来到哈斯莱住的城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抱着不知多大的希望。他认为这个人物在艺术界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指望从他那儿听到些友善的勉励的话，使自己能继续那毫无收获而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斗争，一息尚存决不休止的斗争。席勒说过：“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
克利斯朵夫性急到极点，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中丢下了行李，立刻奔到戏院去探问哈斯莱的住址。他住在离开城区相当远的地方，在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克利斯朵夫一边啃着一个小面包，一边搭上电车。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不由得跳起来。
在哈斯莱所住的区域内，奇形怪状的新建筑触目皆是；现代的德国尽量在这方面运用渊博的学问，创造一种野蛮的艺术，以勾心斗角的人工来代替天才。在谈不到什么风光的小镇上，在笔直的平板的街道中，出人不意地矗立着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院式的回廊，有雉堞的堡垒，万国博览会会场式的建筑；大肚子的屋子没头没脚地深深埋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面目，睁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地牢式的铁栅，那种潜水艇上的门窗的栏杆上嵌着金字，大门顶上蹲着古怪的妖魔，东一处西一处铺着蓝珐琅的地砖，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碎石拼出亚当与夏娃的图像，屋顶上盖着各种颜色的瓦；还有堡垒式的房屋，屋脊上砌着奇形怪状的野兽，一边完全没有窗，一边是一排很大的洞，方形的、矩形的，像伤疤一般；一堵空无所有的大墙，忽然有些野蛮人的雕像支着一座很大的阳台，上边只开一扇窗，阳台的石栏杆内探出两个有胡子的老人头，伯克林画上的人鱼。在这些监狱式的屋子中间，有一所门口雕着两个其大无比的**像，低矮的楼上，外边刻着建筑师的两行题辞：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