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最伟大的人物和最渺小的人物身上都发现这种心理。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14]，肌肉像挑夫一般的拿腔作调的布尔乔亚，就是一例，无怪那个直言不讳的伯尔内要批评他说：“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致抵触，他故意低着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他没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可不是抗命。”小而言之，七十岁的老教授韦斯又是一个例子：他在克利斯朵夫城里是最有声望、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在街上一碰到什么少尉之流，会赶紧从人行道上闪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日常生活中这些琐碎的奴性表现，不由得心头火起。他为之痛苦极了，仿佛卑躬屈节的便是他自己。他在街上眼看着军官们飞扬跋扈，暗中非常气愤：他故意不让路，一边还直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回他差点儿闹事，仿佛有心寻衅似的。虽然他比谁都明白这一类惹是招非的举动的无聊跟危险，但他往往有些理智不大清楚的时间：因为他老是压着自己，再加那些日积月累、无处发泄的强壮的精力，使他烦躁不堪。在那种情形之下，他随时可以闯祸，他觉得要是在这儿再待一年，他就完了。他痛恨强暴的军国主义，好像压在自己的心上；他也恨那些拖在街面上铿锵做声的刀剑，在营门口摆着的仪仗，和对着城墙预备开放似的大炮。当时有一批喧腾众口的黑幕小说，揭穿各地军营里的腐败，把军官全描写成坏蛋，除了做个听人支配的傀儡以外，只晓得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厮养，互相攻讦，从上到下欺负下属。克利斯朵夫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要服从这种人，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不，那他是受不了的，永远受不了的；他怎么能委屈自己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呢？他可不知道军人中间有一部分极高尚的人也在那里痛苦，因为他们眼看自己的幻想破灭了，多少的精力、青春、荣誉、信仰，不惜牺牲的热情，都给糟蹋了，浪费了，剩下的只有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的要不拿牺牲做目标，他的生活就变了最没意思的活动，只摆着臭架子，仿佛没有信仰而成天念着经一样……
乡土对于克利斯朵夫已经显得太窄了。他像飞鸟一般，到了某个固定的季候，觉得有股无名的力，像海洋上的潮汐似的，突然在胸中觉醒，——那便是天南地北到处流浪的本能！在苏兹老人遗赠他的赫尔德与费喜特的著作里，他也发现和自己同样的心灵，——并非俯首帖耳，死守家园的“大地之子”，而是永远扑向光明的“精灵”，是“太阳之子”。
往哪儿去呢？他不知道。但他的眼睛望着南方的拉丁国家。第一是法兰西。法兰西永远是德国人彷徨无主的时候的救星。已经有过多少回了，德国的思想界一边诋毁它，一边利用它；被德国大炮轰得烟雾弥漫的巴黎，便是在一八七○年以后，对德国仍然有极大的魔力。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艺术，从最革命的到最落伍的，在那儿都可以轮流的或是同时的，找到实际的例子或精神上的感应。像多少的德国音乐家在困苦绝望的时候一样，克利斯朵夫远远地瞻望着巴黎……关于法国人，他知道些什么吗？——不过两个女性的脸和偶尔念过的一些书罢了。可是这已经足够他想象出一个光明，快乐，豪侠的国家，甚至高卢民族自吹自捧的习气，也和他年轻而大胆的精神非常投机。他相信这些，因为他需要相信，因为他满心希望法国是这样的。
他决意走了。——可是为了母亲而不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