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不能说是敌人。真是差得远呢！他们这种人，在宗教上，艺术上，政治上，日常生活上，都没有勇气去爱，去憎，去相信，甚至也没勇气不相信；他们耗费所有的精力，想把不可调和的事情加以调和。特别从德国战胜[9]以后，他们更想来一套令人作恶的把戏，在新兴的力和旧有的原则之间觅取妥协。古老的理想主义并没被人唾弃，因为大家没有那个气魄敢坦坦白白地这样做，而只想把传统思想加以歪曲，来迎合德国的利益。头脑清明而两重人格的黑格尔[10]，直等到莱比锡与滑铁卢两仗以后，才把他的哲学立场和普鲁士邦的沆瀣一气：这是一个显著的榜样。——利害关系既然改变了，一切的原则也就跟着改变了。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像莱辛一样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没有它也不妨事”，并且自称为“世界公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于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并且说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它，它是活的上帝，是观念[11]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压力来完成的。如今自己有了力量，力量便是神圣的。力代表了全部的理想主义，全部的智慧。
实际上，德国几百年来都因为徒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吃了大亏，所以在历尽艰辛之后，不得不伤心地承认最要紧的是力：这一点是很可以原谅的。可是以埃尔特与歌德的后人有这样的自白，其隐痛也可想而知。德国民族的胜利其实是德国理想的衰微与没落……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偏向于服从，所以要他们放弃理想是最容易不过的。一百年以前默泽[12]就说：“德国人的特征是服从。”特·斯塔尔夫人[13]也说：“德国人是勇于服从的。他们会用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来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例如对强权的尊重，以自己的恐惧为软心肠，从而使尊重强权一变而为佩服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