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儿的曲子吧，要是作不出，那么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艺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愤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地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二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像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格格的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地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地摔在地下，人躺在**，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格格的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儿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