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地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鄙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叫人知道要摆脱他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地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古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喁喁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地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去，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叫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齐格弗里德·曼伊哀[13]比本领，也写一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什么？’”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
“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你太胡闹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