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像舒曼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于淳朴的舒曼：他几乎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他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瓦格纳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洛恩格林》[7]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漂泊的荷兰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特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界的黄昏》里，齐格弗里德和布仑希尔德以德国式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8]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地打开的神圣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地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无邪，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伯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巴赫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