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重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密匙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裸地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门德尔松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伯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李斯特[5]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舒伯特，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巴赫，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6]，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繁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大合唱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地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巴赫曾任来比锡圣·托马斯学院歌唱教师二十七年。）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像贝多芬或韩德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奏鸣曲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