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夭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田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通通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通通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受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地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捷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