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地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的好事！”
他心不在焉地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地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真痛快。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挺可爱的青年；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人很快活，待我很好很殷勤，都是一班最好的好人。”
奥里维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便问：
“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
“看到了，就为这个啊。你，你仔细看过没有？”
“看的……就是说瞅了一眼。我没有时间。”
“那么你去念一遍吧。”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啊！混账东西！”
他笑弯了腰，接着又说：“喝！批评家都是这路货：一窍不通！”
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那太胡闹了，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这算什么意思！……除了这种笑话，人家还拿他“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教堂艺术”的武器，——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那还成话吗？
“狗东西！他们竟要叫人把我当作白痴了！……”
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有什么理由骂倒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
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虽然爱的程度很少，——他们都是行家，为本行增光的。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那可受不了……
“我要写信给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他：“不，现在别写！你太兴奋了。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
克利斯朵夫固执得很。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只答应把信先给奥里维看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然后，克利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地拿信送往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说，“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
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地瞅着克利斯朵夫，问：“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