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克利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地热烈地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题上这个或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甫静静地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觉察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信仰的习惯来的。教会给他受的考验把他的耐性锻炼过了；虽然非常悲伤，经过很大的苦闷，他的耐性还没受到伤害。被上司压迫，一举一动都受到主教的监视，也被那些自由思想者在旁窥伺，——他们想利用他来做跟他的信心相反的事，——同教的教友与教外的敌人同样的不了解他，排斥他：这种种情形对他当然非常残酷。他不能抗拒，因为应当服从。他也不能真心地服从，因为上司明明是错的。不说固然苦恼，说了而被人曲解也是苦恼。此外，还有你应当负责的别的心灵，你看着他们痛苦，等着你指导他们，援助他们……高尔乃伊神甫为了他们，为了自己而痛苦，可是他忍下去了。他知道在那么长久的教会历史中，这些磨难的日子根本不算一回事。——但是沉默隐忍的结果使他把自己慢慢地消磨完了：他变得胆小，怕说话，连一点儿极小的活动都担任不了，最后竟入于麻痹状态。他觉得这情形很难过，可并不想振作。这次遇到克利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地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利斯朵夫强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
电机工人奥贝在克利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一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以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惊奇的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的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他想来想去也没法把他们归类，因为他是需要把人归了类才能了解的。而要找到一个部门，能把这个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勒南的著作，安安静静的，又公平又中肯地谈论这两位作家的教士放进去，的确不容易。关于科学的问题，高尔乃伊神甫的原则是让那些懂得科学而非支配科学的人指导。他尊重权威；但他认为权威和科学不属于一个系统。肉，灵，爱：这是三个不同的系统，是神明的梯子的三个阶级。——当然奥贝体会不到这种精神境界。高尔乃伊神甫声气柔和地告诉克利斯朵夫，说奥贝使他想起从前看见过的那种法国乡下人：——有个年轻的英国女子向他们问路。她说的是英语，他们不懂。他们跟她说法语，她也不懂。于是他们不胜同情地望着她，摇摇头，一边说一边重新做他们的工作：“真可惜！这姑娘人倒长得挺好看！……”
最初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地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地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甫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地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说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利斯朵夫说他这样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呕！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
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甫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这样的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利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