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最初几句对白，克利斯朵夫就不知道这剧情发生在哪个世界上。演员的声音异乎寻常的宏大，沉着，迟缓，做作，每个音节都咬得非常清楚，好像教朗诵的功课，又像永远念着十二缀音格的诗，夹着些痛苦的打嗝。姿势那么庄严，差不多跟教士一般。女主角披着古希腊大褂式的寝衣，高举着手臂，低着脑袋，活像神话里的女神，调弄着美妙的低音歌喉，迸出最深沉的音，脸上永远挂着苦笑。高贵的父亲踏着剑术教师般的步子，道貌岸然，带着阴森森的浪漫色彩。年轻的男主角很冷静地尖着嗓子装器声。剧本的风格是副刊式的悲剧：通篇都是抽象的字眼，公事式的修辞，学院派的迂说。没有一个动作，没有一声出人不意的呼号。从头至尾像时钟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剧本的雏形，一副空洞的骨架，外边却毫无血肉，只是一些书本式的句子。那些想要显得大胆的讨论，其实只表示鳃鳃过虑的思想和那种矜持的小市民精神。
剧中叙述一个女子嫁了个卑鄙的丈夫，生了个孩子；她离了婚，又嫁给一个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便是在这等情形中，离婚不独为一般成见所不许，抑且为人类天性所不容。要证明这一点是再方便没有了：作者设法使前夫在某次意外的情形中和离婚的妻子团聚了一次。这样以后，那女的并不继之以悔恨或羞惭。要说天性，这才是正常的反应。可是不，她反而更爱那个诚实的后夫。据说这是一种英勇的意识，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法国作家对于道德的确太生疏了：一提到它就会变得过火，令人难以置信。大家看到的仿佛尽是高乃依式的英雄，悲剧中的帝王。——而这些百万富翁的男主角，在巴黎至少有一所住宅和二三处宫堡的女主角，岂非真是帝王吗？在这等作家眼里，财富竟是一种美，几乎也是一种德。
但克利斯朵夫觉得观众比戏剧本身更可怪。不管是怎么不合理的情节，他们看了都若无其事。遇到发嘘的地方，应该叫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预先暗示大家准备的地方，他们便哄笑一阵。当那般悲壮的傀儡照着一定的规矩打呃，叫吼或是晕过去的时候，大家便擤鼻涕，咳嗽，感动得下泪。
“哼！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的时候说。
“轻佻和庄严，各有各的时候，”西尔伐·高恩带着嗤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你现在可看到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不是道德而是雄辩！”克利斯朵夫嚷道。
“我们这儿，”高恩说，“舞台上的道德总是很会说话的。”
“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克利斯朵夫说，“只要是多嘴的人就会得胜。我压根儿讨厌律师。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西尔伐·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法国并非没有诗人，也并非没有大诗人。然而戏院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戏院跟诗歌的关系，犹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像柏辽兹说的变了一种“**卖笑”的出路。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一般以卖**为荣的圣洁的娼妇，据说她们和上加伐山受难的基督一样伟大；——有一般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人；——有相敬如宾的三角式的夫妇；——有成为欧洲特产的，英勇壮烈的戴绿头巾的丈夫。——克利斯朵夫也看到一般多情的姑娘徘徊于情欲与责任之间：依了情欲，应该跟一个新的情夫；依了责任，应该守着原来的情夫，一个供给她们金钱而被她们欺骗的老人。结果，她们很高尚地挑了责任那条路。——克利斯朵夫觉得这种责任和卑鄙的利害观念并没分别；可是群众非常满意。他们只需要听到责任二字，根本不在乎实际；俗语说得好：扯上一面旗，船上的货物就得到保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