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自己还不能下判断。节场上喧闹的声音把他耳朵震聋了。美妙的笛音也被市嚣掩住，没法听见。正如清朗的天空之下展开着希腊岗峦的和谐的线条，这些肉感的作品中间的确也有不少才气，不少丰韵，表现一种生活的甜美，细腻的风格，像佩鲁吉诺和拉斐尔画中的不胜慵困的少年，半合着眼睛，对着爱情的幻梦微笑。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完全没看到。没有一点儿端倪使他能感觉到这股精神的暗流。便是一个法国人也极不容易摸出头绪。他眼前所能清清楚楚见到的只有满坑满谷的出版物，泛滥洋溢，差不多成了公众的灾害。仿佛人人都在写作：男人、女人、孩子、军官、优伶、社交界的人物、剽窃抄袭的人，无一不是作家。那简直是一种传染病。
暂时克利斯朵夫不想决定什么意见。他觉得像高恩那样的向导只能使他越来越迷路。从前在德国和文学团体的来往使他有了戒心，对于书籍杂志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谁知道这些出版物不是少数有闲者的意见，甚至除了作者以外再没别的读者？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比较准确的观念。它在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好比一家巨人的饭铺来不及满足二百万人的食量。即使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馆、杂耍班等等一百多处夜夜客满的场所不计在内，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演员与职员的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四个国家剧场就有上三千的员役，每年需要一千万法郎开支。整个巴黎都挤满着起码角儿。他们的照相、素描、漫画，触目皆是，令人想起他们装腔作势的鬼脸；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唔唔的歌唱，日报上披露他们对于艺术和政治的妙论。他们有他们特殊的报纸，刊载他们可歌可泣的或是日常猥琐的回忆。在一般的巴黎人中，这些靠互相摹仿过日子的大娃娃俨然是主子，而剧作者做着他们的扈从侍卫。于是克利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到这个反映现实的国土里去见识一番。
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向导也不见得比在出版界里高明。克利斯朵夫由他的介绍而对巴黎剧坛所得的第一个印象，使他厌恶的程度也不下于第一批读到的书籍。似乎到处都弥漫着精神卖**的风气。
出卖娱乐的商人分做两派。一是旧式的国粹派，全是粗野的毫无顾忌的诙谑，把一切的丑恶和畸形的身体，作为说笑打诨的材料；那是臭肉一般的、**猥的、大兵式的戏谑。他们却美其名曰“大丈夫的爽直”，自命为把放浪的行为与道德调和了，因为在一出戏里演过了四场**的丑史以后，再把情节调动一下，使不贞的妻子仍旧回到丈夫的**，——只要法律得以维持，道德也就得救了。把婚姻描写得百般**而在原则上仍旧尊重婚姻的态度，大家认为就是高卢人[47]派头。
另外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可厌。充斥剧坛的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拿情操来玩种种花样，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那般为了父亲而脸红的儿子，竭力否认他们的种族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是太成功了。他们把几千年的灵魂摆脱之后，剩下来的个性只能拿别的民族的知识与道德的长处杂凑起来，合成一种混合品，自鸣得意。在巴黎剧坛称霸的人，最拿手的本领是把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善带一些恶的气息，恶带一些善的气息，把年龄、性别、家庭、感情的关系弄得颠颠倒倒。这样，他们的艺术便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又香又臭，格外难闻：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