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班更急进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加以取缔。一个在当时那群不懂艺术的人中被认为鉴赏力极高的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对于音乐家至少得教以音乐，因为“你派一个兵到军营里去的时候，你总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枪，如何放射。年轻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是没法安排”。然而这种解释是白费的：他对于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吃惊，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带声明：“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才敢接下去宣称：“我不问佩尔戈莱西的作品是歌剧是弥撒祭乐；只问是不是人类艺术的产物。”——但对方用着专断的逻辑回答这个“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党人”说：“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里唱的，一种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仇敌；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取缔不可。
要是这些混蛋后面没有一般真有价值而和他们一样——或许更甚——狂热的理智信徒做后盾，那么他们还不过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险。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控制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传染病一般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疯狂，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千真万确，简直毋庸讨论”。例如对于郁金香的疯魔（郁金香自十六世纪末流入欧洲后，种植郁金香成为民间极普遍的一种癖好），相信巫祝，误入歧途的文学风气等等。——理智的宗教也是这种疯狂之一。而且从愚蠢的到有知识的，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最优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这种疯狂。而大学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妇的入迷更危险：因为这种疯魔在没有知识的人还容易和一种愚妄的乐天气息相混，从而减少疯魔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疯狂束缚住了，同时偏激的悲观主义又使他们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触的东西，所以更热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义”，抽象的“真理”，跟恶劣的天性斗争。这种态度骨子里就是加尔文派、詹森派[7]、雅各宾党[8]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古老的信念，以为人类的邪恶是不可救药的，只能够，也应当由受到理智感应的，——就是得到神灵启示的——选民，凭着他们的高傲来消灭那种邪恶。那真是地道的法国人中的一种，代表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像块石子，像铁一般硬，什么都钻不进去；而他碰到什么就砸破什么。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一谈之下，完全给搅糊涂了。他对于法国的观念也动摇了。他依着流行的见解，以为法国人是个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宽容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他发现了一批狂人，没头没脑地死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论法，老是预备把别人作牺牲品。他们嘴里一刻不停说着自由，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无论哪里，你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更残暴的专制脾气，而这种专制纯粹是为了理智方面的疯魔，或者是为了要表示自己永远是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