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从八点起，他已经开始等回音了。他相信高恩决不会失约，唯恐他去办公以前会来看他，便守在房里寸步不移，中午叫楼下的小饭铺把中饭端上来。饭后他又等着，以为高恩会从饭店里出来看他的。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踱步，楼梯上一有脚步声立刻打开房门。他根本不想到巴黎城中去遛遛，免得心焦。他躺在**，一刻不停地想着母亲；而她也在那里想他，——世界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想他。他对母亲抱着无限的温情，又为了把她孤零零地丢下而非常不安。可是他并不写信，他要能够告诉她找到了工作的时候再写。母子俩虽然那么相爱，彼此都没想到写一封简单的信把这点儿感情说出来。他们认为一封信是应该报告确切的消息的。——他躺在**，把手枕在脑后，胡思乱想。卧室跟街道尽管离得很远，巴黎的喧闹照旧传进来，屋子也常常震动。——天黑了，毫无消息。
又是一天，跟上一天没有什么分别。
克利斯朵夫把自己关在屋里关到第三天，憋闷得慌了，决意出去走走。但从初到的那晚起，不知为什么他就讨厌巴黎。他什么都不想看，对什么都没好奇心；他太关切自己的生活了，再没兴致去关切旁人的生活：什么古迹，什么有名的建筑，他都不以为意。才出门，他就觉得无聊得要命，所以虽然决意不等满八天不再去找高恩，也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跑去了。
受过嘱咐的仆人说哈密尔顿先生因公出门了。克利斯朵夫大吃一惊，嘟囔着问哈密尔顿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仆役随便回答了一句：“总得十天八天吧。”
克利斯朵夫失魂落魄地回去，在房里躲了好几天，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他骇然发觉那点儿有限的钱——母亲用手绢包着塞在他箱子底里的，——很快地减少下去，便竭力紧缩，只有晚上才到楼下小饭铺里吃一顿。饭店里的客人不久也认识他了，背后叫他“普鲁士人”或是“酸咸菜”[8]。——他花了好大的劲儿，写信给几位他隐隐约约知道姓名的法国音乐家。其中一个已经死了十年。他在信里要求他们听他弹弹他的作品：别字连篇，用了许多倒装句子，再加一大串德国式的客套话。信上的抬头写着“送呈法国通儒院宫邸”之类。——那些收信人中只有一个把信看了一遍，跟朋友们大笑一阵。
过了一星期，克利斯朵夫又回到书店里。这一回，运气帮了他的忙。他走到门口，高恩正好从里面出来。高恩眼见躲避不了，便扮了个鬼脸；克利斯朵夫快活之极，根本没觉察。他以那种惹人厌的习惯抓住了对方的手，挺高兴地问：
“啊，你前几天出门去了？旅行很愉快吗？”
高恩回答说是的，但仍旧愁眉不展。克利斯朵夫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来过吧……人家跟你说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没有？你跟人提起我了吗？人家怎么说？”
高恩越来越愁闷。克利斯朵夫看他发僵的态度很奇怪：那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提过你了，”高恩说，“可还不知道结果；我老是没空。上次跟你分手以后，我就忙不过来：公事堆积如山，简直不知道怎么对付。真累死人。我非病倒不可了。”
“你是不是身体不行？”克利斯朵夫很焦心很关切地问。
高恩狡狯地瞥了他一眼：“简直不行。这几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不舒服。”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手臂说，“你得保重身体！好好的休息。我真抱歉，还要给你添麻烦！得老实告诉我呀。究竟是怎么样的不舒服呢？”
他把对方的推托那么当真，高恩一边拼命忍着不笑出来，一边也被他的戆直感动了。犹太人是最喜欢挖苦人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多少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只要对方给他们一个取笑的机会，哪怕他是厌物，是敌人，他们都会特别宽容。并且高恩看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健康这样关切，也不由得感动了，决意帮助他。
“我有个主意在这里，”高恩说。“既然暂时找不到学生，你能不能先做点儿音乐方面的编辑工作？”
克利斯朵夫马上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