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这一句半句交给克利斯朵夫，要他拿去“发展”，——就是说把它写完篇；——结果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在一家大书铺出版。随后他们认为这件作品的确是自己写的了。克利斯朵夫就认得一个这样的人，旧家出身，手脚忙个不停的高个子，称他“亲爱的朋友”，抓着他的手臂，做出非常热心的表情，凑着他的耳朵嘻嘻哈哈，嘟嘟囔囔说些胡话，不时还大惊小怪的叫几声：什么贝多芬啊，魏尔仑啊，奥芬巴赫啊，伊薇德·吉尔贝[15]啊……他要克利斯朵夫工作，可不想给酬报：只请他吃几顿饭，拉几下手就算了。最后他递给克利斯朵夫二十法郎，克利斯朵夫居然还那么傻，为了交情而不肯收。而那天他袋里的钱连一法郎都不到，同时还得买一张二十五生丁的邮票寄母亲的信。那是鲁意莎的命名节，克利斯朵夫无论如何要去封信的：可怜的妇人把儿子的信看得太重了，怎么也少不了。虽然写信对她是桩苦事，最近几个星期她来信也比往常多了些。她受不了孤独的痛苦，又下不了决心到巴黎来跟儿子住在一起：她胆子太小，又舍不得她的小城，她的教堂，她的家；她怕出门。况且即使她愿意来，克利斯朵夫也没有路费给她；他自己过日子的钱也不是天天有呢。
使他非常高兴的是有一次洛金寄东西给他：克利斯朵夫为了她而跟普鲁士兵打架的那个乡下姑娘，写信来说她已经结婚了，附带报告他妈妈的消息，寄给他一篮苹果和一方喜糕。这些礼物来得正好。那天晚上他正守着饿斋，又是四季斋，又是封斋[16]。挂在窗口钉子上的腊肠只剩一根绳子了。一收到这些礼物，克利斯朵夫自比为由乌鸦把食物送到岩上来的隐士。但那乌鸦大概忙着要给所有的隐士送粮，以后竟不再光顾了。
虽然情形这样苦，克利斯朵夫依旧不减其乐。他在面盆里洗衣服时，蹲在地下擦皮鞋时，嘴里老打着唿哨。他用柏辽兹的话安慰自己：“我们应当超临人生的苦难，用轻快的声音唱那句欢乐的祷词：震怒的日子……” ——他有时把这句唱到一半，停下来哈哈大笑，使邻人听了大为惊愕。
他过着非常严格的禁欲生活。正如柏辽兹说的：“情人生涯是有闲和有钱的人的生涯。”克利斯朵夫的穷，谋生的艰苦，饮食极度的俭省，创造的热情，使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想到寻欢作乐。他不但表示冷淡，而且为了厌恶巴黎的风气，竟变了极端的禁欲主义者。他拼命要求贞洁，痛恨一切**的事。那并非说他没有情欲。在别的时候，他也放纵过来。但他那时的情欲还是贞洁的：因为他所追求的不是肉体的快乐，而是绝对的舍身忘我与丰满的生命。而当他一发现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就不胜气愤地排斥情欲。他认为**欲不是普通的罪恶，乃是毒害生命的大罪恶。凡是心中还有些古老的基督教道德而不曾被外来的沙土完全湮没的人，凡是今日还能感到自己是强健的种族（就是凭着英勇的纪律而缔造西方文明的）的后裔的人，都不难了解克利斯朵夫。他瞧不起那个国际化的社会把享乐当作独一无二的目标，独一无二的信条。——当然，我们应当求幸福，希望人类幸福，应当把野蛮的基督教义二千年来堆积在人类心头的悲观主义一扫而空。但我们必须存着造福人群的豪侠的信念。否则所谓求幸福是为的什么？不是极可怜的自私自利吗？少数的享乐主义者竭力想冒最少的危险去换最大的快乐，不管别人死活。——是的，他们这种沙龙里的社会主义，我们领教过了！……他们的享乐主义只宜于“肥头胖耳”的民众，只宜于安富尊荣的“特殊阶级”，对于穷人却是一味致命的毒药：这些道理在提倡享乐主义的人不是比谁都明白吗？
“享乐的生活是有钱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