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骨子里有一种怀疑的玩世不恭的宿命观。她完全是那种法国乡下人，很少信仰，或竟全无信仰；不需要什么生活的意义，生命力却非常的强；——人很勤谨，对什么都很冷淡，对一切都不满意，可是很服从；不怎么爱人生，却又抓得很紧，也用不着空空洞洞的鼓励来保持他们的勇气。
从来没见识过这等人的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诚朴的少女一无信仰，好不奇怪；他佩服她会留恋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人生，尤其佩服她不需要依傍而很坚强的道德意识。至此为止，他所认识的法国平民只是从自然主义派的小说和当代小名士的理论中看到的；这批人刚和十八世纪与大革命时代的风气相反，喜欢把没有教育的人描写成无恶不作的野兽，以便遮掩他们自身的罪恶……现在他才不胜惊异地发现了西杜妮这种不稍假借的诚实。那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本能与骨气的问题。她也有她贵族式的骄傲。我们倘若相信平民就是粗俗的同义字，那就大错特错了。平民之中有贵族，正如布尔乔亚中有下等阶级。所谓贵族，是指那些具有比别人更纯洁的本能，也许还有更纯洁的血统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知道自己的身份而有不甘自暴自弃的傲骨的。这种人当然为数不多；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大家仍然知道他们是第一流人物；只要有他们在场，别人就会有所顾忌，不得不拿他们做榜样，或者装作这样。每个省，每个村子，每个集团，它的面目多少是它的贵族的面目；这里的舆论严，那里的舆论宽，都看该地方的贵族而定。虽然今日“多数人”的力量这样过分的膨胀，这批默默无声的少数分子的固有权威还是没改变。比较危险的倒是他们离开本乡，散到遥远的大都市中去。但即使如此，即使他们孤零零地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优秀种族的个性始终存在，没有被周围的环境同化。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巴黎的一切，西杜妮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报纸上肉麻而猥亵的文学，和国家大事同样对她不生关系。她甚至不知道有所谓平民大学；即使知道，她也不见得会比对宣道会更感兴趣。她做着自己的工作，想着自己的念头，没有意思借用别人的。克利斯朵夫为此赞了她几句。
“这有什么希奇呢？”她说，“我就跟大家一样。难道您没见过法国人吗？”
“我在法国人中间混了一年了；除了玩儿以外，或者学着别人玩儿以外还能想到别的事的，我连一个都没见过。”
“不错，”西杜妮说，“您只看到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是到处一样的。其实您还什么都没看见。”
“好吧，”克利斯朵夫回答，“那么让我来从头看起。”
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法兰西民族，见到那使人觉得不朽，跟他的土地合而为一，像土地一样眼看多少征服它的民族、多少一世之雄烟消云散而它始终无恙的法国民族。
他慢慢的恢复健康，开始起床了。
他第一件操心的事是要偿还西杜妮在他病中垫付的款子。既然还不能出门去找工作，他便写信给哀区脱，要求预支一笔钱。哀区脱逞着那种又冷淡又慷慨的古怪脾气，过了十五天才有回音，——在这十五天之内，克利斯朵夫拼命折磨自己，对西杜妮端来的食物差不多动都不动，直到被逼不过，才吃一些牛奶跟面包，而过后又责备自己，因为那不是自己挣来的；然后他从哀区脱那儿接到了款子，并没附什么信；在克利斯朵夫害病的几个月里，哀区脱从来不想来打听一下他的病状。他有种天赋，能够帮了人家的忙而叫人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自己在帮忙的时候心里就没有什么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