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大明白，想要了解她，逗她说话。但她讲来讲去不过是她单调的生活，谋生的艰难，而她也不在乎这些：她不怕工作，那是她的一种需要，几乎是种乐趣。她不说自己最感压迫的是无聊。他只是猜到。慢慢的，由于深切的同情所引起的直觉，而这直觉是因为疾病的刺激而变得更敏锐，因为想起亲爱的老母在同样生活中所受的苦难而变得更深刻的，他居然能看透西杜妮的心事。他仿佛身历其境看到这种闷人的、不健康的、反自然的生活，——在布尔乔亚社会中，这是当仆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他看到那些并不凶恶可是漠不关心的主人，有时除了差遣之外几天不跟她们说一句话。她整天坐在没法喘气的厨房里，一扇天窗也是被柜子挡着，望出去只看见一堵肮脏的白墙。所有的快乐就是主人们漫不经意地说一声沙司做得不错或是烤肉烤得恰到好处。幽禁的生活，没有空气，没有前途，没有一点儿欲念与希望的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最苦闷的时间是主人们到乡下过假期的时候。他们为了经济关系不带她一块儿去，付了她工钱，可不给她回家的路费，让她自己有钱自己去。她既没有这个欲望，也没这个能力。于是她孤零零地待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屋子里，不想出门，甚至也不跟别的仆役搭讪；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不规矩。她不出去玩儿，生性很严肃，俭省，又怕路上碰到坏人。她在厨房或卧室里坐着：从卧室望出去，除了烟突之外，可以看见一所医院花园里一株树的树顶。她不看书，勉强做些活儿，迷迷糊糊的，百无聊赖，烦闷得哭了；她能无穷无尽地净哭，哭简直是她的一种乐趣。但是她烦恼到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像冻了冰一样。随后她竭力振作起来，或是自然而然又有了生意。她想着妹子，听着远处的手摇风琴声，胡思乱想，老是计算要多少天做完某件工作，要多少天才能挣多少钱；她常常算错，便重新再算，终于睡着了。日子过去了。
除了这种特别消沉的情形，她也有像儿童般爱取笑的快活劲儿。她笑别人，笑自己。她对于主人们的行为并非见不到，心里也并非不加批判：例如他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来的烦恼，太太的郁怒和发愁，所谓优秀阶级的所谓正经事儿，对一幅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的兴趣。她只有健全而粗疏的判断力，既不像十足巴黎化的女仆那么充时髦，也不像内地老妈子那样只崇拜她们不了解的东西；她对于弹琴，谈天，一切文雅的玩艺儿，不但没用而且可厌的，在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着偌大位置的事，都抱着敬而远之的轻蔑态度。她不免把自己过的现实生活和这种奢侈生活的虚幻的苦乐，似乎一切都由烦闷封造出来的苦乐，暗中比较一番。但她并不因此而愤愤不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她忍受一切，恶人，傻子，一律忍受。她说：“本来嘛，各种人合起来才成其为世界。”
克利斯朵夫以为她有宗教信仰作支持；但有一天，她提起那些更有钱更快乐的人的时候，说：“归根结底，所有的人将来都是一样的。”
“将来？什么时候？”克利斯朵夫问，“社会革命以后吗？”
“革命！嘿！还远得很呢！我才不信那些傻话。反正将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呢？”
“当然是死了以后喽！那时不是谁都完了吗？”他对着这种心平气和的唯物主义的看法非常诧异，心里想：“要是没有来世，那么一个人过着像你这种生活而眼看别人比你更幸福，不是太可怕了吗？”
虽然他不说，她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她很冷静地用着一种听天由命而游戏人生的态度继续说：“一个人总得认命。怎么能每个人都中头奖呢？我们运气不好。话不是说完了吗？”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有人找她上美洲）去找一个多挣点儿钱的位置。她从来没有离开本国的念头。她说：“天下的石子都是一样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