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德国批评家李尔克作《罗丹传》有言：“罗丹未显著以前是孤零的。光荣来了，他也许更孤零了吧。因为光荣不过是一个新名字四周发生的误会的总和而已。”
海粟每次念起这段文字时，总是深深地感叹。
实在，我们不能诧异海粟的感慨之深长。
他十六岁时，从旧式的家庭中悄然跑到上海，纠合了几个同志学洋画。创办上海美术院——现在美专的前身——这算是实现了他早年的艺术梦之一部；然而心底怀着给摧残了的爱情之隐痛，独自想在美的世界中找求些许安慰的意念：慈爱的老父不能了解，即了解了亦不能为他解脱。这时候，他没有朋友，没有声名，他是孤零的。
二十年后，他海外倦游归来，以数年中博得国际荣誉的作品与国人相见。学者名流，竞以一睹叛徒新作为快；达官贵人，争以得一笔一墨为荣。这时候，他战胜了道学家（民十三模特儿案），战胜了旧礼教，战胜了一切——社会上的与艺术上的敌人，他交游满天下，桃李遍中国，然而他是被误会了，不特为敌人所误会，尤其被朋友误会。在今日，海粟的名字不孤零了，然而世人对于海粟的艺术的认识是更孤零了。
但我决不因此为海粟悲哀，我只是为中华民族叹息。一个真实的天才——尤其是艺术的天才的被误会，是民众落伍的征象（至于为艺术家自身计，误会也许正能督促他望更高远深邃的路上趋奔）。在现在，我且不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艺术家，我只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人。因为海粟的艺术之不被人了解，正因为他的人格就没有被人参透。今春他在德国时曾寄我一信：“我们国内的艺术以至一切已混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般人心风俗也丑恶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种以欺诈虚伪为尚，在敷衍妥协中讨生活的社会里，哪能容得你真诚**的人格，与反映在画面上的泼辣性和革命的精神？
未出国以前，他被目为名教罪人，艺术叛徒，甚至荣膺了学阀的头衔。由这些毁辱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海粟当时做事的勇气，而进一层懂得他那时代的艺术的渊源：他民十一去北京，画架放在前门脚下，即有那般强烈的对照，泼辣的线条，坚定的、建筑化的形式（formeconstructrice）的表现。翌年游西湖，站在“南天门绝顶”，就有以太阳为生命的象征，以古庙枯干为挺拔的力的表白的作品产生。他在环攻的敌人群中，喑哑叱咤，高唱着凯旋歌。在殷红、橙黄、蔚蓝的三种色调中奏他那英雄交响乐的第一段。
原来海粟艺术的“大”与“力”的表现，早已被最近惨死的薄命诗人徐志摩所认识；他在十六年《海粟近作》序文中已详细说过。他并勉励海粟：“还得用谦卑的精神来体会艺术的真际，山外有山，海外有海……海粟是已经决定出国去几年，我们可以预期像他这样有准备地去探宝山，决不会空手归来，我们在这里等候着消息！”海粟现在是满载而归，然而等候消息的朋友，仅仅有见了海粟一面，看了他的画一次，喊一声“啊，你的力量已到画的外面去了”的机缘就飘然远引。（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午后一时，志摩赴辣斐德路四九六号B访海粟，这是他们三年长别后第一次见面。志摩在楼梯上就连呼“海粟海粟！”一见《巴黎圣母院》那幅画，即大呼：“啊，你的力量已到画的外面去了！”一会又叹说：“中国只有你一个人！……然而一人亦够了！”十一月十九日志摩遇难，海粟在杭写生，二十一日噩耗传来，海粟大恸。——原注）难道他此次南来就为着要一探“探宝山”的消息吗？
可是海粟此次归来，不特可以对得住艺术，亦可以对得住他的惟一的知己——志摩了。他在欧三年，的确把志摩勉励他的话完全做到了。他的“誓必力学苦读，旷观大地”（去年致我函中语）的精神，对于艺术的谦卑虔敬的态度，实足令人感奋。
他今春寄我的某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