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诸侯尊卑的是爵，而封地之大小，即因爵而异。《白虎通义》说：周爵五等，殷爵三等，[8]而地则同为三等。地的大小，今文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9]古文说：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10]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西周以前的旧制。古文家所说，则东周以后，列国都扩大了，立说者乃斟酌其时势以立言。但无论立说定制如何，实行之时，总未必能如此整齐划一；即使能够，后来的开拓和削弱，也是不能一定的。所以列国的大小强弱，就不一致了。就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砺，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
列国的互相并兼，非一朝一夕之故。向来说夏之时万国，殷之时三千，周初千八百，春秋时百四十。这固然是“设法”或“约计”之辞，未必是实数。[11]然而国之由多而少，则是不诬的。以一强遇众弱，可以恣意并吞。若两强相遇，或以一强遇次强，则并吞非旦夕间事，于是互争雄长，而有所谓霸主。小国都被并吞，或仅保存其名号，而实际则等于属地。次国听命于大国，大国则争为霸主。春秋时代的情形，便是如此。到战国时，则次国亦无以自立，大国各以存亡相搏，遂渐趋于统一了。
[1]今录拙撰《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数语如下，以资参考：“生计渐裕，则私产渐多。人之情，莫不私其子。父有财产，恒思传之于其子。于是欲知财产之谁属，必先知其父为何人。又古代职业，恒父子相继，而其贵贱即因之。酋长之子，所以继为酋长者，以其为酋长之子也。奴隶之子，所以仍为奴隶者，以其为奴隶之子也。然则欲知其人之贵贱，亦必知其父为何人矣。于是表明父为何人之名兴，而氏立矣。故姓之兴，所以表血统；氏之兴，则所以表权力财产等系统者也。”
[2]见《通志·氏族略》。
[3]《礼记·大传》注疏。
[4]同上。
[5]《左氏》哀公八年。
[6]族有两种：一是兼论女系的，是汉代今文家所说的九族。父族四：（一）父之姓。（二）父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三）身女昆弟适人者及其子。（四）身女子适人者及其子。母族三：（一）母之父母。（二）母之昆弟。（三）母之女昆弟。妻族二：（一）妻之父。（二）妻之母。古文家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则专论男系了。见《诗经·王风·葛藟（lěi）》正义引《五经异义》。大约今文家之说，乃较早时代之事；古文家所说，则为时较晚。
[7]《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说与此合。
[8]合子男从伯。
[9]《礼记·王制》，《孟子·万章下》。
[10]《周官·职方氏》。
[11]“设法”，见《周官·礼记》郑注，谓假设平正之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见《左氏》。又《礼记·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郑康成说：禹之时，中国方万里。末年只剩了三千里。殷汤即因之，分为九州，建千七百七十三国。案方万里有万国，则方三千里，当然是三千国了。千七百七十三，举成数便是千八百，这是这几句话的根源，其实是附会无据的。因其见于柳宗元的《封建论》，而这篇文章，为大家所熟诵，所以引用它的人很多。百四十国，是根据《春秋》及《左氏》，统计所得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