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兴替，总是因于时势的。在汉代，儒学虽然独盛，然而在后汉时，贵戚专权，政治腐败，实有讲“督责之术”的必要。所以像王符、仲长统、崔实等一班人，其思想颇近于法家。后来魏武帝、诸葛亮，也都是用法家之学致治的。在思想上，则有王充，著《论衡》一书，极能破除迷信和驳斥世俗的议论，却不专谈政治。这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有异。至其论事的精神，则仍是法家综核名实的方法，不过推而广之，及于政治以外罢了。
在汉代，史学亦颇称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只有片段的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有世界史的规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6]这才是包括古今的、全国的历史。在当日，即可称为世界史了。《太史公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后人去其世家，而改书之名为志，所以称此体的历史，为“表志纪传体”。班固便是用此体以修《汉书》的。但其所载，以前汉一朝为限，于是“通史体”变为“断代体”了。兼详制度和一人的始末，自以表志纪传体为佳；而通览一时代的大势，则实以编年体为便。所以后汉末年，又有荀悦因班固之书而作《汉纪》。从此以后，编年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7]
文学：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词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1]可看《汉书·礼志》。
[2]近人谓历代君主的崇重儒学，是取其尊君抑臣，为便于专制起见，此说实系误缪的。汉代的崇儒，自因当时要振兴教化，而教化之事，惟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二编第八章第六节，和近人钱穆的《国学概论》。
[3]今古文文字之异，备见《仪礼郑注》中。大体不过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等，于意义无甚关系。其有关系的，如《古文尚书》“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心腹肾肠”今文作“优贤扬历”等，是极少的。
[4]旧皆以为今文，最近崔适始辨明其为古文。见其所著《春秋复始》。
[5]见丁晏《尚书余论》。
[6]此为此书之专名。“史记”二字，乃当时史籍的通称，犹今人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记”中之最早出者，故后遂冒其总名。
[7]可看《史通·古今正史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