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汉到魏、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关。其要点，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从事于哲理的研究。
两汉时代的迷信，并非下等社会才然，即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试看当时政治上，遇天灾而修省，或省策免三公等，都略有几分诚意，和后世视为虚文的不同。[1]在学术上，则阴阳五行之说，盛极一时，以致有所谓谶（chèn）纬者出。东汉之世，竟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便可知其时古代遗传的思想，还遍满于社会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间，而哲理研究之风渐盛。[2]至于晋初，风流弥盛。此时知名之士，如王弼、何晏、王衍、乐广等，或以谈论见长，或以著述见称。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问题。其所宗之书，则为《易经》和《老子》、《庄子》等。这固然，由于当时的时势，有以激成人的颓废思想，而使之趋于玄虚。然而在大体上，亦可说是两汉人拘守前人成说的反动。汉代的今文家言，虽多存微言大义，亦不过搬演孔门的成说，并不能独出心裁。古文家好谈名物、训诂，更不免流于琐碎。而自谶纬之说既兴，两派之士，又都不免受其影响，有入于妖妄之势。又其时之人，拘守礼法太甚。礼是古代规范人之行为的。时异势殊，行为之轨范，就当有异，而还强执着古代具体的条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礼岂为我辈设”等议论了。虽然这一班人，蔑弃礼法，不免有过甚的地方。而终日清谈，遗弃世务，亦是社会衰颓的一个朕兆。然而以学术思想论，毕竟不能不谓为高尚的。魏晋时代的玄学，在我国学术思想界中，终当占一重要的位置。
这时候的人最重要的思想，是贵“道”而贱“迹”。迹便是事实，而道则是原理。拘守事实，不能算得古人之意。必能明于其原理而应用之，才可谓之善学古人。这正是泥古太过的反响。
其时的儒学，虽还保守相当的领域，而亦为此派思想所侵入。当魏晋之世，今文之学，渐已失传，盛行的是古文之学。古文之学，虽亦有其师法，然而其原始，本是不重师说，而注重自由研究的。自由研究之风既开，其后必至变本而加厉。所以自郑玄、王肃糅杂今古文后，又有杜预、范宁等不守成说、自出心裁的学派。[3]至于王弼的《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等，兼采玄言，则为魏晋时之哲学思想，侵入经学领域的。南北朝时，南方的经学，这两派都盛行。北方还守着汉人之说，然至隋并天下后，而北方的经学，反为南方所征服。郑玄的《易注》废，而王弼的《易注》行。马、郑的《尚书》废，而伪古文《尚书》行。服虔的《左氏》废，而杜预注的《左氏》大行了。
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人的一个大病。如王羲之作《兰亭集序》，说：“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一类灰心绝望、贪生怖死的话，到处都是。此时国势的所以不振，社会的所以无活气，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而这时代的人，所以崇尚文辞，则亦由于此。隋朝的李谔说：“自魏之三祖，[4]崇尚文辞。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可见崇尚文辞的风气，是起于魏、晋之世的。魏、晋之世，为什么要崇尚文辞呢？我们看魏文帝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就可以知其所由来了。人之年寿有尽；神仙等求长生之术，又不可恃，则不免侥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而文辞原是美术之一，爱好文辞，也不免有些“及时行乐”的意思。所以这时候的文学，多带颓废的色彩。从东汉以后，骈文渐兴，不过是（一）句调渐趋整齐；（二）用字务求美丽，尚未大离其本。至齐梁以后，则“隶事”日益繁富，字句愈趋雕琢。始而辞胜其意，浸至不能达意了。于是有文笔之分。然笔不过参用俗语。其语调仍是整齐啴（chǎn）缓，和自然的语言相去很远的，仍不能十分适用。又古人文字，不甚讲调平仄。齐、梁以后，则渐重四声。于是诗和文都生出律体。[5]虽然音调谐和，而雄壮朴实之气，则远逊古人了。此亦是其时的人，注意于修饰的一证。
文字本所以代语言。我国的文字，则因其构造的特殊，而亦成为美术之一。古代文字，意近图画，本有美的意味。秦时，官、狱务繁，改用隶书，这是专为应用起见。然而后来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又有“挑法”的隶书，谓之八分。汉之末世，章程书兴，即今所谓正书，[6]而草书亦分章草和狂草两种。前者字字分离，后者则一笔不断。草书离正书太远了，乃又有行书，以供藁草之用。凡此种种，无一不求其美化。其风气起于后汉，而极盛于晋代。东晋的右军将军王羲之，即是擅名当世，而后人称其“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的。然南朝的帖，虽为后人所宝贵，而北朝的碑，朴茂遒逸，至近世，亦很为书家所推重。
[1]参看《廿二史劄记》“汉儒言灾异”条。
[2]正始是魏废帝的年号。从公元二四〇至二四八年。清谈的风气，实起于此时。玄学之兴，亦以此时为嚆（hāo）矢。可看《日知录》“正始”条。
[3]以前讲《左氏》的，都借用《公》、《穀》两家的条例，到杜预，才就《左氏》自立条例，和《公》《穀》脱离。范宁注《穀梁》，则于三传都不相信，都有驳难之辞，注其书而驳其书，是前此所少有的。
[4]武帝、文帝、明帝。
[5]凡调平仄的，都可谓之律体，不限于诗赋等有韵之文。如以唐、宋之四六，较六朝之骈文，则六朝之骈文，为骈文中之古体；唐、宋之四六，即为骈文中之律体。
[6]挑法亦谓之“波磔（zhé）”。秦隶本无波磔，西汉的隶书，还系如此，章程书即是承此种无波磔的隶书而变的。在当日，章程书为应用之作，八分为美术作品。但到后来，章程书又变为美术品了。详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