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七五九年，天山南北路平定以来，中国西北数千里，都和俄国接界，而地界则自一七二八年以后，迄未重定。所以中俄边界，西方仍只规定至沙宾达巴哈为止。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条约》，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nào）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此约之误，在“常驻卡伦”四字。其后一八六四年，明谊和俄人订立界约，就把乌里雅苏台以西之地，丧失一大段了。[3]明谊之约既定，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塔尔巴哈台所属，均由中国派员，于一八六九、七〇两年间，与俄会立界牌鄂博，而伊犁属境，始终未及勘定。[4]
所以中国此时，所重要的，实仍在划界问题。划界既定，则伊犁不索而自回；若但索一个伊犁城，就是走的下着了。而中国当日，派出一个全不懂事的崇厚，到俄国去会议。不但在地界上损失甚巨，别一方面的损失，更其不可思议。议既定，中外交章论劾。[5]主战之论大盛。郭嵩焘上书力争，论乃稍戢。[6]于是改派曾纪泽使俄。于一八八〇年，与俄重订条约，总算把崇厚的原约，争回了些。然而其所损失，业已很大了。
要明白中、俄的《伊犁条约》，先得知道前此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原来俄国人对于东北，固然要想侵略，而其对于蒙古，亦是念念不忘的。于是《北京条约》立后，俄人又要求到京城通商。[7]又要在蒙古地方，随意通商。又要在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且借口陆路运费贵，定税不肯照海口一律。于是于一八六二年，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五、六九两年，又两次修改。准（一）俄人于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均无税通商。[8]（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和该官所属的盟、旗，亦许俄人随意通商，不纳税。其未设官的地方，则须有俄边界官执照，方许前往。[9]（三）由陆路赴天津的，限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酌留货物销售。[10]（五）税则许其三分减一。中国这时候，于商务的盈亏和税收，都不甚措意。所最忌的，是外人的遍历内地。所以所兢兢注重的，全在乎此。
崇厚原约，收回伊犁之地，仅广二百里，长六百里。曾纪泽改订之约，则把南境要隘，多索回了些；[11]而原约偿款五百万卢布，改至九百万。肃州、吐鲁番两处，均许设领事。原约尚有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改约订明俟商务兴旺再议。而将蒙古的贸易，扩充至不论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前往。凡设领事之处和张家口，都准造铺房行栈。[12]而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许暂不纳税。此约虽较原约为优，然所争回的地界，亦属有限；而后来定立界牌，于约文之外，又有损失。[13]西北的境界遂大蹙，而蒙、新两方面，自此已后，亦就门户洞开了。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其舰队又游弋辽海以示威。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棠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后来总算彼此让步，把事情了结了。中国知道西北情势的危急，乃于一八八二年，改新疆为行省。
[1]见清国史馆《明绪》《荣全传》。
[2]见第二章。
[3]边徼卡伦，向分三等：设有定地，历年不移的，谓之常设卡伦。有时在此处，有时移向彼处，有春秋，或春冬两季，或春夏秋三季递移的，谓之移设卡伦。有一定时节，过时则撤的，谓之添撤卡伦。卡伦之设，本只禁游牧人私行出入，和界址无关。所以常设卡伦，有距城不过数十里的。《北京条约》，指明以常驻卡伦为界，后来明谊勘界时，再三辩论，要以最外的卡伦为界。而边徼规制，彼中习见习闻，竟不克挽回，而乌里雅苏台以西之界遂蹙。案此约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伊犁、塔尔巴哈台所属卡伦和民庄，有向内迁徙的，见第四、第十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