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道咸之世，很不愿意和外人交接。被迫通商，实在是出于无奈。同治初年，还是这等见解。所以当时欧美各国来求通商，还是深闭固拒。但是到后来，迫于无可如何，也就只得一一和他们订约了。[7]至一八六七年，总署乃奏派志刚、孙家穀及美人蒲安臣等[8]出聘有约各国。在美国订约八条。在欧洲各国，则申明彼此交涉，当以和平公正为主，不可挟持兵力，约外要求。[9]这实在是中国外交更新的第一声。惜乎后来未能继续进行。至于改革，前此是说不到的。同治以后，湘淮军中人物，主持政事。他们都是亲身经历，知道西洋各国，确有其长处，我们欲图自强，是万不能不仿效的。于是同文馆、广方言馆、制造局、船厂、水师和船政学堂，次第设立。轮船、电报、铁路、邮政、新法采矿等，亦次第兴办起来。[10]但所学的，都不过军械和技艺的末节，这断不足以挽回国势，而自进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且当时，还有顽固守旧之士，听说要造铁路，就说京津大路，从此无险可守的。闻同文馆将招正途出身的人学习，就以为于人心士气，大有关系的。[11]又有一种不谙国际情势，而专唱高调，自居于清流之列的。在民间，则因生产方法之不同，而在经济上，渐渐受外国的侵削。而大多数平民，依旧是耕凿相安，不知道今日是何世界，即读书人亦是如此。这都是几千年以来的积习，猝难改革，而外力却愈逼愈深，就演成晚清以后种种的事变。
[1]陈康祺《燕下乡脞（cuǒ）录》说：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说：“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节尚且留心，自不敢欺罔矣。”此说未知确否。总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好任小数，拘末节，则是实在的。
[2]宣宗是性质轻躁，好貌为严厉，而实无真知灼见的人。但看其鸦片战争时的举动可知。当时下情的不能上达，于此亦很有关系。
[3]载垣、端华、肃顺外，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共八人。
[4]当时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之罪，杀之。肃顺则被执于途，亦被杀。
[5]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谥孝贞，当时称东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号慈禧，谥孝钦，当时称西宫皇太后。
[6]德宗立后，穆宗皇后饮药死。时懿旨说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及穆宗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继承大行皇帝之子。懿旨说：“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因清朝家法，不许建储，所以不能说德宗哪一个儿子继承穆宗，而只能说缵承统绪的，即为穆宗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