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君主的权力，在法律上是无制限的，在事实上则不尽然。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为旧势力所包围，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正自不乏。这其间，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康有为是深知旧势力之不可侮的。所以他于德宗召见之时，力言请皇上勿去旧衙门，但增设新差使；擢用的小臣，赏以虚衔，许其专折奏事，就够了。[4]有为此等见解，原以为如此，则旧人不失禄位，可以减少其反对之力，然而权既去，禄位亦终于难保；即可保，亦属无味；这仍不足以满守旧阻挠者之所欲。况且亦有出于真心反对，并不为禄位起见的。而那拉后和德宗的不和，尤其是维新的一大阻力。
那拉后是很不愿意放弃权势的，她当时见德宗变法，很不谓然。于是以其党荣禄为直隶总督，总统近畿诸军，以巩固其势力。而使裕禄在军机上行走，以侦察德宗的举动。自然有不满意于德宗的大臣，用半虚半实的诏，谮诉于那拉后。而德宗也有“不容我变法，毋宁废死”的决心。于是帝后之间，嫌隙愈深。就有旧党将乘德宗到天津去阅兵，实行废立的风说，又有新党将利用袁世凯的新兵，围颐和园之说，而政变以起。
这一年八月，那拉氏由颐和园还宫，说德宗因病不能视事，复行垂帘听政，而幽帝于南海的瀛台。康有为之弟广仁和新党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同时被杀。时人谓之六君子。[5]康有为因奉德宗密诏，先期出京走香港。梁启超则于事变后走日本。新政一切废罢。和新政有关连的人，一切罢斥，朝右的新党一空。
然政治虽云复旧，人心则不能复变。于是康有为在海外立保皇党，图推翻那拉后，扶助德宗亲政。一九〇〇年，其党唐才常谋在武汉举事，事泄被杀。[6]有为等游说当时的大臣，亦没有敢听他的话，实行清君侧的。然而舆论的势力，则日日增长。梁启超走日本后，发行《清议报》，痛诋那拉后。便国内诸报，如上海的《苏报》等，亦有明目张胆，反对旧党的。其余各报，虽不敢如此显著，亦大都偏向维新。那拉后要想禁绝他，以其地在租界，未能办到。要想照会外国，拘捕康、梁，外人又认为国事犯，加以保护。于是守旧之念，渐变而为仇外之念。而帝后间的嫌隙，积而愈深。那拉后想行废立，其党以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都表示反对。乃先立端郡王载漪（yī）之子溥儁（jùn）为大阿哥，以觇舆情。而海外的华侨，又时时电请圣安，以示拥戴德宗。经元善在上海，亦合绅民等电争废立。太后要拘捕他，又被逃到澳门。于是后党仇外的观念愈甚，遂成为庚子拳乱的一因。
[1]譬如君主专制，是从前视为天经地义的，然而明末，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对于君臣之义，即已根本怀疑，便是其一例。可参看第三编第四十六章。
[2]拳匪乱时，守旧大臣的意见，仍属此派，可参看下章。
[3]德宗的有志于变法，是很早的，当一八九四年，即中日开战的一年，即擢编修文廷式为侍读学士。那拉后因廷式为德宗所宠珍、瑾二妃之师，杖二妃；妃兄志锐，亦谪乌里雅苏台，廷式托病去。后亦革其职。至一八九五，即和日本定和约的一年，德宗和翁同龢谋变法，那拉后知之，又撤去同龢的毓庆宫行走，戊戌政变后，又夺其前大学士之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4]有为此等见解，为其素定的宗旨，可参看其所著《官制议·宋官制最善》篇。
[5]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当时都为军机章京。变法谕旨，大抵出此四人之手。章奏亦都交此四人阅看，当时旧党侧目，谓之四贵。
[6]参看第四编第二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