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罂粟之名，初见于宋朝的《开宝本草》——开宝，宋太祖年号，自公元九六九至九七五年——《本草》说一名“米囊”，而唐雍陶《西归出斜谷诗》，已有“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之语，可见唐时不但已经输入，而且已有种植的。其物一名“阿芙蓉”，据近人说，就是阿拉伯语 Afion的异译，所以知其为阿拉伯人所输入。烟草来自吕宋，漳州莆田人种之，盛行于北边，谓可避瘴。明末曾有禁令，然卒无效。其禁旋弛。明、清间，王肱枕的《蚓庵忆语》、张岱的《陶庵梦忆》，都说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则其盛行，实在明末弛禁之后。黄玉圃《台海使槎（chá）录》说：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煎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直数倍于常烟。《雍正朱批谕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三十四斤，拟以军罪。臣提案亲讯，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缪，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这奏甚可笑，但足证吸食鸦片，还未通行，故有加入烟草同熬之，以行其蒙混。
[3]每箱一百二十斤。
[4]雍正七年，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
[5]其时鸦片趸（dǔn）船，都停泊外洋，而其行销之畅如故。包买的谓之“窑口”。传递的谓之“快蟹”。关汛都受其贿赂，为之包庇。一八二六年，粤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巡船所受规银，日且逾万。一八三三年，卢坤督粤，把他裁撤。至一八三七年，邓廷桢又行恢复，则巡船受贿如故，而且更立新陋规，每烟一万箱，须另送他们数百箱，不但置诸不问，并有代运进口的。所以后来禁烟如此之难，反对禁烟的人，如此其众。我们观于此，可知社会上事，无一非复杂万端，改革真不易言，断不容掉以轻心了。
[6]黄爵滋的奏疏，说：“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易银。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sǒu）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这亦由于币制不立，银钱并用，而无主辅的关系，致有此弊。
[7]当时贩烟一事，因其利太丰，恃以为活的人太多，所以法令之力，亦有时而穷。究竟能否用操切的手段，一时禁绝，实属疑问。许乃济之奏，主张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亦未始非渐禁的一策。总而言之，当时的问题，不在乎有法无法，法之严与不严，而实在乎其法之能行与否。当时主张激烈的人，对这一点，似乎都少顾及。
[8]伯麦（Bremer）统海军，佐治义律（GeorgeElliot）统陆军。
[9]书中要求六事：（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用平行礼。（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经手华商浮费。后来和约之意，大抵不外乎此。
[10]大致谓烧烟本许价买，而后来负约，以致激变。又有说当时厦门战事，奏报不实的。——当时闽督为邓廷桢，本系粤督，和林则徐是取同一步调的。
[11]Pottinger。
[12]当时通知外情的人太少。伊里布此事，实在亦怪不得他。伊里布起用后，张喜仍参与交涉之事。《中西纪事》记其闻英人索赔款，拂衣而起，则亦并非坏人。
[13]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14]当时英人犯台湾，共有三次：第一次犯鸡笼。第三次犯大安港，船均触礁。中国俘获白夷、红夷、黑夷、汉奸，共一百六十余人。台湾本属福建，此时以其隔在海外，特许达洪阿、姚莹得专折奏事。两人谓俘获的人，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奏请倘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报可。于是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奉旨禁锢外，余悉杀之。及和议成，订明被禁的英人和因英事被禁的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都送厦门省释。而英人胁江、浙、闽、粤四省大吏入奏，说台湾所杀，都系遭风难夷。诏闽督怡良渡海查办。怡良乃迫达洪阿、姚莹自认冒功，革职了事。此事的处置，亦出于不得已。当时舆论，很替达洪阿、姚莹呼冤。说怡良因他二人得专折奏事，本有忌他们的心，所以趁此加以陷害，这也未必得实。达洪阿、姚莹滥杀俘虏，自今日观之，自属野蛮。但在当时，思想不同，亦不能以现在的见解，议论从前的人。姚莹亦是当时名臣。他革职被逮后，写给刘韵珂的信，说：“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这亦很有专制时代，所谓大臣的风概的。
[15]均见《中西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