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说：“东西洋人，是各有长处的。西洋人的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东洋人的长处，在于合理的生活。”[1]这句话，可谓一语破的，自来谈东西洋异点的人，没有像这一句，能得其真际的了。
惟其有科学方法：所以对于一切事物，知之真切。然后其利用天然之力大。然后其制服天然之力强。以此种方法，施之于人事，则部勒谨严，布置得当。不论如何精细的工作，伟大的计划，都可以刻期操券，而责其必成。西洋人近兴，所以发扬光大者，其根本在此。这真是中国人所缺乏，而应当无条件接受他的。
然而人与人相处之间，其道亦不可以不讲。《论语》说得好：“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2]利用天然之力虽大，制服天然之力虽强，而人与人之相处，不得其道，则其所能利用的天然，往往即成为互相残杀之工具。以近代科学之精，而多用之于军备，即其一证——假使以现在的科学，而全用之于利用厚生方面，现在的世界，应当是何状况呢？
若论人与人相处之道，则中国人之所发明，确有过于西洋人之处。西洋人是专想克服外物的，所以专讲斗争。中国人则是专讲与外物调和的。不论对于人，对于天然，都是如此。人和物，本来没有一定界限的。把仁爱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物，亦可视之如人。近代的人，要讲爱护动物，不许虐待，就是从这道理上来。把为我之心，扩充至极，则明明是人，亦将视之如物。他虽然亦有生命，亦爱自由，到与我的权利不相容时，就将视同障碍的外物，而加以排除、残害，当作我的牺牲品了。天然之力，实在是无知无识的，我们应得制服他，利用他，以优厚人生。而中国一味讲调和，遂至任天然之力横行肆虐，而人且无以遂其生。人和人，是应得互相仁偶的。而西洋人过讲扩充自己，遂至把人当作牺牲品而不恤。这实在都有所偏。中国人的对物，允宜效法西洋，西洋人的对人，亦宜效法中国。这两种文化，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自己的所短，同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补他人之所短。这就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使命。
中西文化的异点，溯其根源，怕还是从很古的时代，生活之不同来的。西洋文化的根源，发生于游牧时代。游牧民族，本来以掠夺为生的，所以西洋人好讲斗争。中国文化的根源，则是农耕社会。其生活比较平和。而人与人间，尤必互相扶助，所以中国人喜讲调和。中国人最高的理想，是孔子所谓大同。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历史事实，以为之背景的。其说，已见第一编第二章。文化不是突然发生之物。后来的文化，必以前此的文化为其根源。出发时的性质，往往有经历若干年代，仍不磨灭的。大同的社会，在后来虽已成过去，然而其景象，则永留于吾人脑海之中，而奉为社会最高的典型。一切政治教化，均以此为其最后的鹄的（gǔ dì）。这是中国人的理想，所以能和平乐利的根源。
中国人既以大同为最高的典型，所以其治法，必以平天下为最后的目的，而不肯限于一国。而其平天下的手段，则以治国为之本，治国以齐家为本，齐家以修身为本，凡事无不反求诸己，而冀他人之自然感化，非到万不得已，决不轻用武力。这又是中国人爱尚平和的性质的表现。其目的，既然不在发展自己，而是要求“万物各得其所”的平，则绝无以此一民族，压迫彼一民族，以此一阶级，压迫彼一阶级之理。所以中国的内部，阶级比较地平等，经济比较地平均，而其对于外国，亦恒以怀柔教化为事，而不事征伐。既然不讲压迫，则必然崇尚自由。自由，就没有他人来管束你了，就不得不讲自治。我国政体，虽号称专制，其实人民是极自由；而其自治之力，也是极强的。这个，只要看几千年来政治的疏阔，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据。我们既不压迫人，人家自乐于亲近我。所以不论什么异族，都易于与我同化。我国的疆域，大于欧洲，人口亦较欧洲为众。他们几千年来，争夺相较，迄今不能统一。我国则自公元前两世纪以来，久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可以道里计了。
以欧洲近世文明的发展，而弱小民族，遂大受压迫，国破、家亡，甚而至于种族夷灭。这种文明，到底是祸是福？至少在弱小民族方面论起来，到底是祸是福？实在是很可疑惑的了。此种病态的文明，岂可以不思矫正？要矫正它，非有特殊的文化和相当的实力，又谁能负此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解放呢。
[1]见所著《中国问题》。
[2]《颜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