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在经济上，则通商以后，中国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两利之事，历代中外通商，所输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需品。[5]然中国所受的影响有限。至于近代，则西人挟其机制之品，以与我国的手工业相竞争。手工业自然是敌不过他的。遂渐成为洋货灌输，固有的商工业亏折，而推销洋货的商业勃兴之象。不但商工业，即农村亦受其影响，因为旧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农家的副业。偏僻的农村，并有许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于外的。机制品输入而后，此等局面打破，农村也就直接、间接受着外人的剥削了。此等情势，但看通商以后，贸易上的数字，多为入超可见。资本总是向利息优厚之处流入的，劳力则是向工资高昂之处移动的。遂成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而中国劳工，纷纷移殖海外的现象。
外人资本的输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机关。从《马关条约》以后，外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而轻工业以兴。其后外人又竞攫我的铁路、矿山等，而重工业亦渐有兴起。此等资本，或以直接投资，或以借款，或以合办的形式输入，而如铁路、矿山等，并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于纯粹的政治借款，则是从一八六六年，征讨“回乱”之时起的。此后每有缺乏，亦时借洋债，以资挹注。但为数不多。中、日战后，因赔款数目较巨，财政上一时应付不来，亦借外债以资应付。但至一九〇二年，亦都还清。而其前一年，因拳乱和各国订立和约，赔款至四万五千万两之巨。截至清末，中国所欠外债，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万，仅及庚子赔款三之一强，可见拳乱一役，贻累于国民之深了。
我国的新式工业初兴起时，大抵是为军事起见，已见第十三章。其中仅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织呢局；稍后，李鸿章在上海办织布局；张之洞在湖北办织布、纺纱、制麻、缫（sāo）丝四局，可称为纯粹工业上的动机。此等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事业，都因官场气习太深，经营不得其法，未能继续扩充，而至于停办。前清末造，民间轻工业，亦渐有兴起的，亦因资本不足，管理不尽合宜，未能将外货排斥。在商业上，则我国所输出的，多系天产及粗制品。且能直接运销外国者，几于无之，都是坐待外商前来采运，其中损失亦颇巨。
华人移殖海外，亦自前代即有之。但至近世，因交通的便利，海外事业的繁多，而更形兴盛。其初外人是很欢迎中国人前往的。所以一八五八年的《中英条约》，一八六一年的《中俄条约》，一八六四年的《西班牙条约》，一八六八年的《中美续约》，都有许其招工的明文。今日南洋及美洲繁盛之地，原系华人所开辟者不少。到既经繁盛，却又厌华人工价的低廉，而从事于排斥，苛待、驱逐之事，接踵而起了。[6]但在今日，华侨之流寓海外者还甚多。虽无国力之保护，到处受人压迫，然各地方的事业，握于华人之手者仍不少。譬如暹罗、新加坡等，一履其地，俨然有置身闽、粤之感。我国的国际收支，靠华侨汇回之款，以资弥补者，为数颇巨。其人皆置身海外，深受异民族压迫之苦，爱国之观念尤强，对于革命事业的赞助，功绩尤伟。若论民族自决，今日华侨繁殖之地，政权岂宜握在异族手中？天道好还，公理终有伸张之日，我们且静待着罢了。
[1]参看第三编第四十七章。
[2]参看第四编第四章。
[3]参看第三编第三十六章。
[4]一八四五，即道光二十五年，法人赴粤，请弛教禁。总督耆英奏闻，部议准在海口设立天主堂，然内地之禁如故。至《天津条约》，则英、法、俄、美，都有许传教的明文，《北京条约》第六款，又规定将前此充公的天主堂均行发还。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教禁至此，始全解除，然是年，江西、湖南两省，即有闹教之事。此后教案迭起，而一八七〇，即同治九年天津一案，尤为严重。此案因谣传教堂迷拐人口而起。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枪击天津知县刘杰，不中，为人民所殴毙。并毁教堂、医院，教民、洋人死者二十余人。法人必欲以刘杰及天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抵偿，调军舰至津迫胁。中国舆论，亦有主战的。曾国藩以署直督往查办，力主持重。结果，将张光藩、刘杰遣戍，滋事之人，正法者十五，军流者四，徒者十七，国藩因此，大为清议所不直。然当时情势，实极危急。国藩赴津之时，至于先作遗书，以诫其子。其情势亦可想见了。
[5]如香药、犀、象等。
[6]外人排斥华工，起于一八七九年，美国嘉理福尼省的设立苛例；其后一八九八年，檀香山属美，一九〇二年菲律宾属美，都将此例推行；南洋等处，设立苛例，以待华侨者，亦属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