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法律，大体是沿袭明朝的。其初以例附律。后未就将两种合纂，称为《律例》。其不平等之处，则宗室、觉罗和旗人，都有换刑。而其审判机关，亦和普通人民不同。[8]流寓中国的外国人，犯了罪，全由中国的官长审讯，这是清初尚然如此。[9]不过同类自犯，可以参酌本俗法为理。鸦片战后，各国有裁判权，就于国权大有损害了。末年，因为要取消领事裁判权，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把旧律加以修改。[10]曾颁行《商律》和《公司律》。其民、刑律和民、刑事诉讼律，亦都定有草案，但未及颁行。审判机关，则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其下则分高等、地方、初等三级。但亦未能推行。
赋役是仍行明朝一条鞭之制的。丁税既全是征银，而其所谓丁，又不过按粮摊派，则已不啻加重田赋，而免其役，所以清朝的所谓编审，不过是将全县旧有丁税若干，设法摊派之于有粮之家而已。[11]和实际查验丁数，了无干涉。即使按期举行，所得的丁额，亦总不过如此。清圣祖明知其故，所以于一七一二年，[12]特下“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以康熙五十年册籍为准”之诏。既然如此，自然只得将丁银摊入地粮，而编审的手续，也当然可省，后来就但凭保甲以造户口册了。地丁而外，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河南、山东八省，又有漕粮。初征本色，末年亦改征折色。田赋而外，以关、盐两税为大宗。盐税仍行引制。由国家售盐于大商，而由大商各按引地，售与小民。此法本有保护商人专利之嫌。政府所以要取此制，只是取其收税的便利。但是初定引地时，总要根据于交通的情形，而某地定额若干，亦是参照该地方消费的数量而定的。历时既久，两者的情形，都不能无变更，而引地和盐额如故，于是私盐贱而官盐贵，国计民生，交受其弊，而商人也不免于坐困了。关有常关和新关两种。常关沿自明代，新关则是通商之后，增设于各口岸的。税率既经协定，而总税务司和税务司，又因外交和债务上的关系，限用外国人。革命之后，遂至将关税收入，存入外国银行，非经总税务司签字，不能提用。甚至偿还外债的余款，就是所谓关余的取用，亦须由其拨付，这真可谓太阿倒持了。厘金是起于太平军兴之后的。由各省布政司委员，设局征收。其额系值百抽一，所以谓之厘金。但是到后来，税率和应税之品，都没有一定，而设局过多，节节留难，所以病商最甚。《辛丑和约》，因我国的赔款负担重了。当时议约大臣，要求增加关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许我裁厘后将关税增加至值百抽五，然迄清世，两者都未能实行。[13]
[1]尚书满、汉各一个，侍郎各二人。
[2]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左副都御史各二人。
[3]这是有条约上的关系的。参看第四编第十章注15。其改为外务部，亦系《辛丑和约》所订定。
[4]民政部，新设之巡警部改。度支部，户部改，新设的财政处、税务处都并入。礼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新设的学务处改，国子监并入。陆军部，兵部改，太仆寺和新设的练兵处并入。农工商部，工部改，新设的商部并入。理藩部，系理藩院改称。法部，刑部改。
[5]奉天将军，统辖旗人，惟实际只问军事，其旗人民刑事件，多归户、刑二部办理，旗人和汉人的词讼，旧例由州县会同将军的属官，如城守尉等办理——因旗人不属汉官——但因他们往往偏袒旗人，而又不懂得事，所以后来于知府以下，都加理事衔，令其专司审判。清代同知通判，通常冠以职名，如捕盗、抚民、江防、海防等是。其设于八旗驻防之地，以理汉人和旗人词讼的，谓之理事同知。同知所驻之地称厅。旗人是兵民合一的，所以将军、副都统以下，凡带兵的官，也都是治民的官。汉人则不能如此。所以后来允许汉人移住，设立管理的机关，都是从设厅始。
[6]惟首场试四书文，次场试五经文。明代次场所试，在清则不试。
[7]当时京师立大学堂，省立高等学堂，府立中学堂，县立高、初两等小学堂。高等小学毕业的，为廪、增、附生。中学毕业的，为拔贡、优贡、岁贡。高等学堂毕业的为举人。大学毕业的为进士。其实业、师范等学校，各按其程度为比例。
[8]笞杖，宗室、觉罗罚养赡银，旗人鞭责。徒流，宗室、觉罗板责圈禁，旗人枷号。死罪，宗室、觉罗，都赐自尽。凡宗室、觉罗犯罪，由宗人府审问。八旗、包衣，由内务府审问。徒以上咨刑部。旗人，在京由都统，在外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审问。在京者徒以上咨刑部，在外的流以上申请。盛京旗人狱讼，都由户、刑两部审讯。徒流以上，由将军各部，府尹会断。
[9]《唐律疏议》卷六名例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义》说：“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所以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这是各适其俗之意。惟异类相犯，若“高丽、百济相犯之类”，则国法各异，故即用中国之法定罪。至于外人犯中国法的，当然用中国法治罪。有时为怀柔起见，令其自行处治，如《宋史·日本传》，倭船火儿藤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是其一例。详见《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本文二，考证十一、十二。
[10]改笞杖为罚金，徒流为工作，死刑存绞斩，而废凌迟、枭首等。
[11]当时之人，谓之“丁随粮行”。
[12]康熙五十一年。
[13]参看第五编第十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