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派，以调和汉、宋为目的，兼想调和汉、宋二学和文士的争执的，那便是方苞创其前，姚鼐（nài）继其后的桐城派。当时汉、宋二学，互相菲薄。汉学家说宋学家空疏武断，还不能明白圣人的书，何能懂得圣人的道理？宋学家又说汉学家专留意于末节，而忘却圣人的道理，未免买椟还珠。至于文学，则宋学家带有严肃的宗教精神，固然要以事华采为戒；便是汉学家，也多自矜以朴学，而笑文学家为华而不实的——固然，懂得文学的人，汉、宋学家中都有，然而论汉、宋学的精神，则实在如此。其实三者各有其立场，哪里可以偏废呢？所以桐城派所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说，实在是大中至正的。但是要兼采三者之长而去其偏，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桐城派的宗旨，虽想调和三家，而其在汉、宋二学间的立场，实稍偏于宋学，[5]而其所成就，尤以文学一方面为大。
清朝还有一位学者，很值得介绍的，那便是章学诚。章学诚对于汉、宋学都有批评。其批评，都可以说是切中其得失。而其最大的功绩，尤在史学上。原来中国人在章氏以前，不甚知道“史”与“史材”的分别，又不甚明了史学的意义。于是（一）其作史，往往照着前人的格式，有的就有，无的就无，倒像填表格一样，很少能自立门类，或删除前人无用的门类的。（二）则去取之间，很难得当。当历史读，已经是汗牛充栋，读不胜读了；而当作保存史材看，则还是嫌其太少。章氏才发明保存史材和作史，是要分为两事的。储备史材，愈详愈妙，作史则要斟酌一时代的情势，以定去取的，不该死守前人的格式。这真是一个大发明。章氏虽然没有作过史，然其借改良方志的体例，为预备史材的方法，则是颇有成绩的。
理学在清朝，无甚光彩。但其末造，能建立一番事功的曾国藩，却是对于理学颇有功夫的，和国藩共事的人，如罗泽南等，于理学亦很能实践。他们的成功，于理学可谓很有关系。这可见一派学问，只是其末流之弊，是要不得，至于真能得其精华的，其价值自在。
以上所说，都是清朝学术思想变迁的大概，足以代表一时代重要的思潮的。至于文学，在清朝比之前朝，可说无甚特色。[6]称为古文正宗的桐城派，不过是谨守唐、宋人的义法，无甚创造。其余模仿汉、魏、唐、宋的骈文……的人，也是如此。诗，称为一代正宗的王士祯，是无甚才力的。后来的袁、赵、蒋，[7]虽有才力，而风格不高。中叶后竞尚宋诗，亦不能出江西派杵臼。词，清初的浙派，尚沿元、明人轻佻之习。常州派继起，颇能力追宋人的作风。但是词曲，到清代，也渐成为过去之物。不但词不能歌，就是曲也多数不能协律；至其末年，则耳目的嗜好，也渐变，皮黄盛而昆曲衰了。平民文学，倒也颇为发达。用语体以作平话、弹词的很多。在当时，虽然视为小道，却是现在平民文学所以兴起的一个原因。书法，历代本有南北两派。南派所传的为帖，北派所传的为碑。自清初以前，书家都取法于帖。但是屡经翻刻，神气不免走失。所以到清中叶时，而潜心碑版之风大盛。主持此论最力，且于作书之法，阐发得最为详尽的，为包世臣。而一代书家，卓然得风气之先的，则要推邓完白。清代学术思想，都倾向于复古，在书法上亦是如此的。这也可见一种思潮正盛之时，人人受其鼓**而不自知了。
[1]见第三编第三十五章。
[2]如江永所编的《礼书纲目》，即系有志于继续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的。
[3]前此分别今古文的，都不免泥定某部书为今文，某部书为古文，到廖平，才知道多数古书中，都不免两派夹杂，提出几种重要的学说做根据，逐一细加厘剔。所以从此以后，今古文的派别，分别得更精细了。此法并可利用之以看古人各家的学说，都易于明了其真相，并不限于治经。
[4]康有为学说的精髓，在《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说古代世界，本是野蛮的；经子中所说高度文化的情形，都系孔子和其余诸子意图改革，怕人家不信，所以托之于古，说古人已是如此。这话在考据上很成问题。但是能引诱人向前进取，不为已往的习俗制度所囿，在鼓舞人心、增加改革的勇气上，实在是很有效力的。三世是《公羊春秋》之义，说孔子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中，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种世界，表示着三种治法。也是足以导人进取，而鼓舞其改革的勇气的。
[5]桐城派中的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一书，攻击汉学家最烈。
[6]梁启超说，见所撰《清代学术概论》。
[7]袁枚、赵翼、蒋士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