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汉学家，对于宋学，排斥颇力。其实考据之学的根源，亦是从宋代来的。宋儒中如著《困学纪闻》的王应麟，著《日钞》的黄震，都是对于考据很有功夫的。所以宋朝人对于史学，亦很有成绩。自唐以后，正史必出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只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独撰，《新唐书》为修及宋祁所合撰。虽出两人之手，亦去独撰的不远。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于五代，为编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6]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其事实的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7]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8]
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大盛。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事物，至此都作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〇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板。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本，得书尚觉艰难。至公元九〇八年，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活字板是宋代毕昇所创，事在仁宗庆历中——公元一〇四一至四八年——其时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用铜制。[9]
[1]无极而太极，就是说太极无从追溯其由来的意思。即太极亦是合阴阳两种现象而立名，阴阳亦不过归纳各种现象的两个观念，并非实有其物。阴阳且非实体，无极太极，更不必说了。
[2]五端，谓仁、义、礼、智、信。汉儒五行之说，以仁配木，礼配火，信配土，义配金，智配水。
[3]濂溪，本在道州，即今湖南道县，为潇水的支流。敦颐后居江西庐山莲花峰前，峰下有溪，西北流，合于湓江。敦颐即以其故乡濂溪之名名之。学者因称为濂溪先生。
[4]乾道、淳熙，宋孝宗年号。乾道自一一六五至七三年，淳熙自一一七四至八九年。
[5]《太极图》为众所共知，不必再说。邵子的《先天次序图》如下：
[6]《通鉴》事实甚繁，苦于无从检阅。司马光因此另编《目录》三十卷。然《目录》与本书，分而为二，而小事《目录》中又不能尽载，检阅仍苦不便。朱子因此而创纲目之例。纲用大书，目用分注。要检查的，只要看其纲就得了。《纲目》一书，朱子仅发凡起例，其编纂则属之天台赵师渊。师渊编辑得不甚精善。所以考求事实的人，都据《通鉴》而不据《纲目》。但编纂尽善与否是一事，体例的善否，又是一事。论事实的考订去取，《纲目》确不如《通鉴》之精，论体例则《纲目》确较《通鉴》为善。试取两书，略一翻阅便知。
[7]二十略里，《氏族》《七音》《都邑》《草木》《昆虫》为略，是前此史志所无的。
[8]考证之学，如刘攽、刘奉世的《两汉书刊误》，吴缜的《新唐书纠缪》等。金石之学，如欧阳修的《集古录》等。
[9]可参看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
